对他者的恐惧

孔飞力(Philip A. Kuhn)是与史景迁、魏斐德齐名的美国“汉学三杰”之一,1984年,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期间,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借此着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始发于江南地区,后波及成为全国性除妖运动的“叫魂”案,完成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一时轰动学界,该书于1999年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故事的本身其实并不复杂。“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在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老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十二省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弘历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折腾到年底,在牺牲了若干条贱命和若干个乌纱帽的代价下,案情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妖人,只有冤假错案、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弘历只能偃旗息鼓。于是,叫魂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在孔飞力笔下,“叫魂”案件可从三个角度来解读。第一为弘历角度,1768年清朝虽已建国100余年,然而满汉冲突、前明余党仍在民间传递,叫魂涉及的剪发辫行为又一次触及了弘历敏感的神经。从这一角度,叫魂案反映了外来统治者对于自身新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的焦虑,始终不曾停止。叫魂案恰好给一直想用特殊手段来化解潜在政治危机和借此整顿吏治的弘历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第二为地方官员角度,地方官处理所辖区域内的各类事件历来是奉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也避免被上级问责。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上报。各省官僚之间达成的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直到弘历遍布各省的独立眼线上报后,事情藏不住了,地方官才开始行动,毫无头绪地乱抓人。

第三为普通百姓角度,这也正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1768年的中国,虽处于康乾盛世,但人口激增,通货膨胀,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普通百姓不再相信可以通过辛勤劳作来改善境遇,而官僚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则加剧了社会的“不容忍”程度,百姓无法指望能从这个社会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正是由于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人们才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甚至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绪。如孔飞力所说,“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

对他者的恐惧,似乎从古至今就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对于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甚至持有不同观念的人,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警惕恐惧,甚至排斥。而一旦有人煽风点火,对他者的恐惧,就会演变为盲目的暴力,最后就成了群氓。叫魂案虽然发生在距今300多年的古代中国,但我读来却毫不陌生,远有17世纪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女巫案,被贫穷、瘟疫所困扰的塞勒姆镇民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外来者,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压死,最后案件却不了了之;近有欧洲各国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恐怖袭击以及穆斯林的反抗;在我们身边,互联网上时时发生的盲目的互相攻击、口水仗,甚至都可以看成是对持不同观念者的恐惧导致的暴力。

对他者的恐惧何来?霍布斯的解释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我”的生存资源的潜在竞争者,所以一切非“己”的都值得排斥和警惕,而扩大到群体,党同伐异就成了必然,这也是人类战争的由来。我读过的另一位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曾提出,“对外来者的恐惧和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而谣言的激烈程度会随着人们与社群局外人的互动增加而增加”。联想到当今世界反全球化的浪潮,在欧美许多国家,极端右翼和保守人士执政,并且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选举上台,可见持类似态度和心理的民众不在少数。许多人觉得把外来者隔绝在本国之外才是安全的做法,且不说这一做法本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即使做到了,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有同样的恐惧机制,只是把国家内部的人员再分层后继续互相伤害罢了。试着理解和接受,听起来好像过于理想主义,却可能是解决矛盾的第一步。

社会层面的对他者的恐惧,反映到个人层面,大概就是“我执”的心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对的。于我自身而言,长大以后慢慢发现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丰富的细节和细密的褶皱,无法被简单的理论囊括,抛弃偏见,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不同的观点,认识不同的人,拒绝把任何事物标签化,就会发现世界确实不那么明快纯净,但却因此而饱满,富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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