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蒂西娅是法国西北部卢瓦尔省波尔尼克的18岁少女，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姐杰西卡有一个两次住进精神病院的母亲和一个酗酒成性、殴打强奸妻子、一度被监禁的父亲。她们从小被带离父母身边，在她们被帕特农夫妇领养之前，她们在儿童社会救助厅（Aide sociale à l’enfance）呆了几年。帕特农夫妇虽然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教育保障，但事实上帕特农先生一直在性侵两个小女孩。蕾蒂西娅长大以后在一家当地的酒店做服务生，和同龄人一样开始有了社交和懵懂的爱情，某天晚上她下班以后被一个成年累犯强奸、杀害、碎尸。蕾蒂西娅的死发生在2011年1月。这就是她全部的人生故事。

本书的作者从挖掘蕾蒂西娅的生平入手，反思了法国的社会制度和司法体系、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大众媒体的作用，试图回答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蕾蒂西娅的死亡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蕾蒂西娅的悲剧都绝不仅仅是她一人的故事。

首先来看法国的社会制度，蕾蒂西娅和姐姐杰西卡之所以会被送到儿童社会救助厅并最终被帕特农夫妇收养，是因为法国的社会制度认为她们的亲生父母无法照顾好她们。根据法国《民法典》第375条，对于“处于危险之中”的孩子，可以将其带离父母身边，放置在寄养家庭或者护理中心。且不说从执法角度究竟如何定义和量化“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只看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看似是站在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角度考虑，旨在帮助孩子排除问题家庭和失职父母的“坏”影响，但却忽视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亲生父母的缺位本身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即使帕特农先生并没有对孩子实施性侵，即使帕特农夫妇能够给她们最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鼓励，她们被迫在亲生父母、养父母、以及社工人员之间挣扎徘徊，住在养父母身边，偷偷摸摸地和亲生父亲相见，同时定期接受社工人员的评估，这样复杂的关系让她们无所适从。除了服从，她们别无他法。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她们成为了不爱说话、压抑自我的孩子，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能力也落后于同龄人，这对她们以后的人生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其次再来看法国的司法和行政制度，从悲剧的直接缔造者的角度来看，蕾蒂西娅是被一个成年累犯以异常残酷的方式杀害的。关于累犯，《拿破仑刑法典》的定义是“所有就不法或犯罪行为作出的新判决就是累犯”。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尽管法律越来越严格，但累犯问题却从未得到解决。监狱没有起到教化的作用，反而成了接纳罪犯的流放之地，初犯和刑事犯混居，监狱里人满为患，监狱甚至成了制造累犯的源头。蕾蒂西娅事件发生在2011年，恰是尼古拉·萨科齐执政时期。政治人物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社会新闻为自己的执政增添信心和筹码，从政府介入表达同情，到把家人邀请到爱丽舍宫，宣布对于司法系统的压制性举措，再到制定行政机构内部的替罪羊，在这一系列驾轻就熟的连贯策略中，萨科齐表现出的是“父亲式的形象，道德的权威，模范和堡垒的象征”。萨科齐责难司法系统的失职，但却忽视了累犯问题真正的成因，因而只是为了安抚民众的推卸责任罢了，达不到降低犯罪的效果。

最后，作为一位社会观察者，作者还特别提到了他对社会新闻和大众媒体的态度。在当下“假新闻”频出的环境下，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媒体常常怀着批判的态度，然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社会新闻蕴含的“让人激动”的民主潜力值得关注，正是因为有法新社、法国电视一台等社会媒体的第一时间报道和宣传，社会舆论才会如此关注这一事件。正是因为有作者抽丝剥茧般的论述，蕾蒂西娅之死才不会沦为一时的热点而随风消散。“为了理解作为历史对象的社会新闻，就必须转向社会、家庭、儿童、女性的处境、大众文化、暴力的形式、传媒、司法、政治和城市空间——没有这些，社会新闻确切而言就是一个神话，一次命运的停顿，一颗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钻石，它不可穿透，供人置于掌心间把玩，在怜悯和不安、神秘和麻木、偶然和巧合之间闪烁着，它还是一种让人战栗的神秘死亡，但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被新的取而代之。”蕾蒂西娅的死亡真相本身，比如在哪里、被谁、如何一步步致死的事件细节本身，如果抛开她的生平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没有多大的重要性的。

回到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社会新闻不是简单的事实，而应作为一个历史对象加以剖析。蕾蒂西娅的死亡背后是整个法国社会的司法系统、行政机关、媒体以及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的贫困、不平等、问题家庭、性别暴力等诸多需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因而才有了书名中的下半句“或人类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