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就一般常识而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男性的地位会阻止人们认知相互关怀、互相分享、成长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没有差异化的关系中，在非父权制社会中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耻辱的社会。

女权主义的成熟，就是从dependence到independence再到inter-dependence的过程。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上野从日本出发，循着历史线索梳理了性别分工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东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中产家庭主妇比例和high power distance的东亚特征，另一方面又需要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当然，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过剩的矛盾还没有现在那么突出。为了兼顾“市场”和“家庭”两端的需求，老龄化严重却又始终拒绝外来移民的日本一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降低重复性工种雇佣人力的必要性，二是更多雇佣年轻未婚女性，并充分利用其投入工作的精力最为充足的几年，三是发展出了非全日制（通常也是产业链低端的）工种。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孩来说，她毕业投身职场的一开始就已经怀着“自己不会久留”的心态，因为她知道家庭才是她未来承担主要角色的地方。这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即女性总是设想自己有退路，这才是阻碍女性前进的最大障碍。

而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吹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投入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成为家庭主妇”这一过程曾经被大众看不起（或者说至少不认同），而如今，和9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一过程反而已逐渐成为阶级跃升的标志之一。这一点值得警惕。

我不否认这样的选择有个人喜好的因素考量。但是，所谓的“个人选择”是否真的完全出自自己的意愿？在当下这个个人与群体互相影响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我觉得很难区分。

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假设：社会的维持和发展需要两件事，分别是生产孩子和生产商品。在生产孩子这件事情上，女性有子宫、卵细胞可售，男性有精子可售。在生产商品这件事情上，女性和男性都有劳动力可售。假设两方能提供的劳动力以及精子和卵细胞是完全同质化的不存在性别之间的优劣之分，那么有更多生产要素（即子宫）的女性必然需要承担起生产孩子这件事，从而维持社会的长期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许许多多的女性而言，其实所谓的“可选项”只有一个，个人意愿的作用力有限。

当然，上述假设或许过于简单粗暴，真实情况远比它复杂。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历史的变量（也是实际情况），即只有男性和部分尚未生育的女性出卖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商品的需要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已婚）女性离开家庭成为劳动力时，就必须要解决包括生产孩子、教育孩子、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在内的劳动转由谁承担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有三种答案，一是“公共化”选项即北欧国家的道路，由公共部门承担育儿、养老职能，这一选项对公共财政而言是巨大的负担，不适用于人口庞大的国家；二是“市场化”选项即雇佣家政等其他劳动力，三是“亚洲型”选项即扩大核心家庭，由亲人（通常是上一辈）来照顾小孩（不过这无法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常是“市场化”和“亚洲型”两种选项的结合。当然，对于个人而言，还可以选择不生孩子，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目前只有上述三种可行的实践。

虽然上野从第一章剖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就强调“解放的运动需要解放的理论”，但其实到了最关键的理论提出部分，上野止步了。我可以理解她的难处，她只在最后一章提到了一种更广泛的设想，也是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理论和实践普遍都在探索的方向，即：需要一个真正多元包容的理论，同时考虑所有的制度性歧视和压迫。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缠绕在一起，每一个都极其复杂，而又尤以阶级为重，也就是说，阶级之间的差异总是最大的。比如，女权主义最活跃的领地始终是白人中产阶级，一个有钱的女白领再怎么关心性别平等，她通常都不会关注到仍在为生存口粮奔波的底层妇女的生活处境，再比如，我越来越警惕的鼓吹女性lean in的理论，所谓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其背后支撑她的是无法忽略的阶级优势。所以任何一个antisexism/antiracism的理论都不能忽略social ladder，对于女权主义来说，下一步就是要照顾、联合不同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不仅是男性和女性），发展出关于一切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的多元化理论。这一步真的很难很难，但每往前进一步，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