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这是一期播客的文字稿，先有的文字再有的音频，读者也可选择直接跳转到抽屉播客收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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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离开北京前，我给播客文化土豆的会员小报投过一篇文章“离别”，文章充满了当时的我对于北京以及十年北漂生活的回忆和不舍之情。回到上海没多久就是春节，我整理了以往写的散落在各处的文字，于是就在“离别”的基础上加了几段回来以后的感受，成了“离别与异乡人”，发在了豆瓣上。文中有一句，“为什么即使现在回到了家乡，还是怀着异乡人的心情呢”，印照了本文取自一位人类学家回忆录的标题“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不安和抽离感

虽然十年前的上海在国内已属一线城市，但中学时代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游荡在除了家和学校两点一线以外的地方，且这十年间，这座城市本身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这变化与非一线城市同时期发生的变化相比不值一提）。所以，自然的，我会对于回到一个我在物理意义上十分陌生的城市感到不安。

但不安不止于此，不止于从北京到上海的城市迁移带来的不安。

这几天刚读完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非虚构作品《回归故里》，父亲去世以后，作者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兰斯。作为事实上已经实现阶级跃迁的社会学家，借此回归的机会，作者带着旁观者的视角反思童年的经历、以父母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性少数群体在家乡的“他者”感受。

“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

“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上海很大，黄浦静安徐汇是上海，杨浦虹口普陀以及在并入静安以前的闸北是上海，奉贤金山崇明岛也是上海，而我童年时呆最多的顾路，也是上海浦东的一部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浦东的龚路、顾路出生长大，但他们却是在卢湾区生下了我，我的幼儿园也是在卢湾区，所以我的身份证号码里代表“区”的号码不是浦东的115，而是卢湾的103.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的小学中学都在浦东，每次在学校填报身份信息时我的身份证号总是和大部分同学的115不一样，毕竟在那时候城区的迁移还不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不像现在，连换国家都不再稀奇。不过现在卢湾已经并入了黄浦，大部分和卢湾有关的地名机构名都已经改换为黄浦，就连有名的百年老校“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也已经改名为“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之所以没有完全把“卢湾”两字从校名里去掉，大概是因为这所20世纪初就创立、号称“教育堡垒”的小学太过有名，周边对口的学区房价格屹立不倒。尽管如此，生活在老卢湾的人，依然会认同自己是卢湾人，而不是黄浦人，就像静安也还是要区分老静安和新静安（也就是闸北）。就连房价，在同等条件下，老静安的房价也依然高于新静安，其实也只不过是隔了条苏州河。

我在卢湾区出生，但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的子女，不可避免地由祖辈照看。我也是这样，在顾路，更确切地说，在一个叫作“凌家圈”的地方，度过了上小学前的大部分时光。之所以没有在爷爷奶奶生活的龚路，是因为爷爷当时已患阿尔兹海默，除了知道我是徐家最小的孙女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奶奶又耳背，再加上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在爸妈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妈妈也始终没有融入徐家，也就不放心把我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妈妈从来没有承认过），所以幼年的我就被安排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姓赵，也不姓凌，据说是因为老房子被大火烧了才搬到“凌家圈”居住，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阿姨，后来就嫁给了一户凌姓人家的小儿子。

因为外公去世得早，小时候的我一直把每周末从卢湾区的寄宿制幼儿园回到凌家圈称为“去外婆家”，以至于后来长大看到餐厅“外婆家”的招牌都会让我产生一股亲切感。

外婆家，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门前带一块不小的平地，外婆把它叫做“场头”。这块平地，也是我和几个表哥表姐童年时的游乐场。除了这栋房子以外，外婆还有一块种满蔬菜的自留地。“凌家圈”的人，都住在和外婆家一样的小楼房里，和爸妈在卢湾不到30平的公寓房不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都说着和我在卢湾的幼儿园里听到的上海话不一样的上海本地话，这里的人也都把去浦西说成“去上海”。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浦东也是上海的一部分，为什么好像只有浦西才是上海，后来我知道了，就连浦西，也被苏州河一分为二，有“上只角”和“下只角”，历史上不属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工厂区域，都属于“下只角”，也就是前文我提到的杨浦普陀闸北虹口等，而奉贤金山南汇崇明岛，连“下只角”都不是，而是归为上海郊区。不同区域使用的方言虽然都是吴语体系，但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下只角”的上海话带着苏北口音，“上只角”的上海话则更像宁波话，而龚路、顾路说的上海本地话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逃离的尝试

虽然顾路和龚路的人多以农业和进城务工为生，但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不过重视的缘由不太一样。外婆从十四岁开始干革命，一直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共产党员，用她的话说，之所以没有在革命队伍里“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上学时间短，小学都没毕业，因此她一直对上学受教育这件事耿耿于怀。而爷爷在解放前是标准的资本家小开，在那个年代能长到身高一米八，经常在跑马场玩乐，他自小耳濡目染的家训之一就是一定要好好上学，只不过资本家当时最崇尚的职业是洋行和海关，所以太爷爷对子女的设定是要学好数学、英语、报关等实用性更强的学科。

在家庭的熏陶下，爸爸妈妈都是他们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从上大学开始，就离开了祖辈父辈生活的区域。没有离开上海，只是换了地方，爸爸到了位于“上只角”的交大，妈妈到了“下只角”的同济，他们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但也有不少就是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

关于他们刚离家上大学时的心情以及大学生活的回忆，我几乎不了解，也很少主动问他们。我只知道那时交通不方便，从市区的大学回到家里需要换乘好几趟公交车，每辆车的发车间隔都很久，而且末班车的时间也不固定，如果错过一班，就要等上好久甚至一整晚。所以，爸爸妈妈自从上了大学，就减少了回老家的频次。

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会想象。我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来自那不勒斯的莱农在比萨上学时强迫自己更新知识，始终注意不露出自己的那不勒斯口音。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也说：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莱农和埃里蓬逃离的不仅是家乡，更是他们出生的阶级。方言和口音，原本只是划分家乡的标志之一，却因地域背后隐含的经济发达程度和阶级高低，而有了贵贱之分。

在爸爸的语言体系里，不存在两种方言，对他而言，方言就是本地话。妈妈则完全相反，除了和爸爸交流以外，她很少说本地话。小孩的鹦鹉学舌能力很强，小时候，我只要在外婆家待久了，就能学会外婆最“土”的本地口音和词语表达。而每次，只要我在妈妈面前以这样的方式讲话，妈妈就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乡下小孩”。这句玩笑话在当时并不能让我意识到背后隐藏的妈妈对自己出身的不认同，而只在我脑海中烙下了外婆本地口音很“土”的认知。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说本地话。有时，我分不清怎样的话是上海话，怎样的话是本地话，仍会蹦出几句本地口音，此时如果妈妈在场，她就一定会提醒我。

不同的说话方式似乎也印照了爸爸和妈妈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是第一代走出家乡的人，都受了高等教育。家乡赋予他们成为农民或工人的必然性，但家庭教育都让他们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凭借自己的努力，探索了所谓“坐办公室”的工作的可能性。毕业以后，爸爸直接进入电力国企体系，作为专业技术工程师，工作安稳又清闲。妈妈也被分配到了一家待遇不错的研究所，唯一的问题是研究所位于无锡。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城市迁移和流动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上海和无锡的经济发达程度也相差太多，一旦离开上海，就意味着很可能回不来，连带着妈妈的户口也直接迁到了无锡。我们国家在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当时妈妈已在无锡，所以她的身份证号就是以代表江苏的320开头，而不是代表上海的310开头，即使后来回到了上海，身份证号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她至今仍会挂在嘴边。

正是这次分配，影响了妈妈的一生。虽然在无锡的工作她是喜欢的，但她却始终想着要回上海，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和有上海户口的人结婚。于是，她就在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借相亲的方式，认识了我爸。据她后来说，她并没有对爸爸产生强烈的好感，但考虑到爸爸有上海户口，又是交大毕业的工程师，脾气挺好，于是两人就结婚了，妈妈也顺利地连人带户口迁回了上海。她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爸爸的工作单位，但并不是在核心的利润部门。还是用妈妈的话说，当时的国企不像现在，她的同事们整天无所事事，不是在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在八卦别人的男女关系，她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环境，也开始感受到国企改革暴风雨前的些许预兆，于是借工作不忙的时间她考了中级会计师的证书，并且在她的整个部门被裁撤前，跳槽离开了国企体系，来到了一家外资企业，之后一直到她退休，她都在外企工作。而爸爸，因为职位对于这家国企单位来说更加重要，所以没有受到内部改革的影响，一直都在同一家国企工作，直到退休。

工作上的变化，让爸爸和妈妈的生活步调产生了分歧。外企与国企的工作节奏和环境、同事相差之大，也把两人的分歧越拉越大。爸爸在妈妈眼中成了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人，而爸爸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是为了满足妈妈迁回户口的需求的感受也更加强烈。再然后爸爸就有了外遇，两人的矛盾最终激化至婚姻破裂。

回归的可能性

妈妈的人生因为离开家乡而发生了巨变。现在回看留在“凌家圈”的人们，大都因为老房子被拆迁而分了不少（真的不少）新房，老一辈或许还会因老房被拆而不舍，但年轻一辈，如果没有离开过，只会觉得自己拿了一套又一套新房是件大好事，他们的物质生活因此也变得富裕起来。看着这些人，妈妈有时候也会感慨，城里人还没本地人实惠呢。而且，随着年纪渐长，妈妈说话反倒又开始带本地口音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

几年前，外婆摔了一跤不能再走路，住进了养老院，外婆的四个儿女轮流看望照顾，但不过夜。养老院在外婆久居的“凌家圈”附近，也是为了满足她因照顾孙辈而离开多年后落叶归根的愿望。退休后的妈妈有了更多时间，去看望外婆的频率也多了起来。直到去年因为疫情养老院控制前来探望的家属人次前，妈妈每周都要去三四次。那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不清楚每次妈妈都会和外婆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我陪着去过几次的记忆在脑海中想象那个画面。天气好的时候，妈妈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外婆在走廊的窗边晒太阳。外婆的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但对于古早的记忆却还是清晰，她们说起妈妈的童年、老家的邻居、外公的旧事。更多时候，只是看着窗外的天，沉默（或许也是在享受阳光）。

我猜想，过去妈妈的生活中有三种语言，分别是面对老家亲人和朋友的上海本地话、在外企工作的英语和在市区生活的上海话，她曾经可以在三种语言中熟练灵活地切换。但退休以后，后两者都用得少了，而照顾外婆占据了她更多时间，于是她就更加习惯说本地话，也就不再排斥。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以后被母亲嘲笑“说话像写书似的”时，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借用我的播客名称的比喻，对所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来说，他们的方言就像暂时被放进了抽屉里一样，这个“暂时”或长或短，但却从未消失。因为，它可能已经是一种本能。就像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都会无意识地喊妈妈（《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患病的父亲以及现在躺在养老院床上意识不清的外婆都是如此），他们的妈妈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种对于回归母亲、回归子宫的生物本能，可能是支撑所谓“寻根”之心的原始动力。

反观爸爸，他和妈妈的人生道路有交叠的地方只在离家上学和在市区“坐办公室”的几年，之后似乎他就留在了原地，甚至可以说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家乡龚路。他现在的妻子，也是在老家经人撮合认识的（我真的不理解当时怎么会有这种给已婚人士介绍异性的人存在）。虽然他们现在不住在老家，但每周都会回去，和依然住在那里的兄弟姐妹吃饭喝酒聊天打牌。

我呢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和逃离过又回归的妈妈，或是从未走远过的爸爸讨论过他们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两人分开生活以后，跟着妈妈的我和爸爸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关系也疏离了（可能从来都没亲近过），我去北京上学以后更是如此。而自从几年前我因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和妈妈多次发生争执以来，我和她的关系也不再亲密。

再往前追溯，或许十多年前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决定里就包含了我对于原生家庭的拒绝。我一直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童年的莉拉带着莱农逃学走出她们居住的老城区的场景：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记事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家住的那栋五层的白色楼房，没有远离过院子、教堂和小花园，也没想到过远离这个城区”，“出行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这个城区外面是什么，在我熟悉的这个区域之外会有什么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情景和每天眼皮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或者说和我们爬上山丘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这让我们很振奋”。

虽然那次出逃的最后，莉拉和莱农没走多远就折返了，但这种临行前的期待和振奋感，似乎成了启发莱农长大以后逃离家乡的原初动力。在逃离前，她在家乡看到的只有阴暗、欲望和暴力的交替上演，而真的离开并进入曾经向往的知识分子阶层时，她又看到了同样也是刚挤入那个阶层的爱人尼诺的虚伪和自私、一直都处于那个阶层的丈夫彼得罗的懦弱和无知。

即使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小镇青年”，我依然始终处在逃离和回归的矛盾中。去年回上海的动力也是和工作有关，这个决定里几乎不包含想回到家乡的考虑因素，回来到现在每次和爸妈的见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浑身上下的拒绝。

但是，我读了太多类似《回归故里》的文字，在抽象意义上，我也想和我的故土和亲人重新建立深刻的联系。尤其是离家在外时，反而会对和家乡上海有关的一切都特别敏感，比如那几年中发生过的静安区胶州路大火、外滩踩踏事件、首届进口博览会等，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只是这种抽象意义上渴望连接的心，真的落到微观的实践中，我每次试图理解父母的尝试都是失败的。这种挫败感让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于是我就放弃，然后又在下一次接触类似的文艺作品时再次鼓起勇气尝试。如此反复，目前的进度表还是没有任何增进。

而在爸妈之外，我对于上海这片土地有多少了解呢？回来半年多，我试图带着游客的心看家乡，我在改造过的苏州河畔跑步，参加城市考古计划的步行活动，在国外网站的档案库里找到民国时期法租界公董局的年度报告……我深深感到过去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是如此的浮于表面，我也开始庆幸曾经离开多年再重新回到这里，让我多了对探索家乡的好奇心。

如果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探索经验用到与爸妈的关系修复上，似乎我又能多几分信心。《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已经成为作家的莱农照顾生病日渐憔悴的母亲的段落非常动人，我读到时就全部抄了下来。莱农的母亲，曾经是莱农最害怕变成的样子，以至于小时候莱农的腿稍有问题她就害怕自己会变成母亲那样的跛腿。面对生病了的母亲，

“我一天天地看到我母亲越来越憔悴衰竭，这让我很心痛。我们走在路上，为了不让自己走丢，她一直都拉着我，就像我小时候拉着她的手一样，她对我的依赖让我很感动。她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惊恐，我能安慰她，照顾她。这让我觉得自豪”，“就是那种日渐脆弱，让她对我逐渐敞开心扉，那是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的”，“她跟我说起了为什么她成了瘸子——她是自己主动说的，没有任何开场白”，“从那以后，她充满怨气一言不发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她毫无禁忌袒露心声的时候越来越多。”

类似的，父亲的离世让埃里蓬“过去未能下决心完成的回归之旅变得切实可行”，他回到家，看望母亲，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修复需要等到她年纪更大更脆弱时，我只希望我还能有更多时间。

A bigger picture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制度一直是影响每个个体离开与回归的选择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否曾经尝试逃离、尝试拒绝，户口本上“农业”与“非农”的区别、身份证号码前六位代表的家乡所在地，都是我们抹不去的烙印，而在这些标签背后，家乡以及童年的回忆永远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神内核，并且在此后的生命中延续。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的作者露丝·贝哈是一位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旅行是她的工作，每次旅行她都会随身携带两件护身符，一根土耳其邪眼手链和一条古巴萨泰里阿教的项链，分别代表了她的犹太血统和古巴血统，只有带上它们，她才能安心旅行。这本回忆的原名是Traveling heavy: a memoir in between journeys（其实翻译成“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是很带译者个人感情色彩的），我想heavy的一部分是源自作者每次上路携带的不仅是代表血统的护身符，更是移民者的身份赋予她的不同视角，就像埃里蓬在《回归故里》里总结的：

“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在现在这个年代，有人离开家乡，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逃离原有的阶级。有人离开家乡，是为了探索更大的世界和另外的自我。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地球的其他角落，移民者（或者更加政治不正确的，称之为“难民”）离开家乡，却是因为非走不可，不然就要挨饿受苦甚至死去。但是他们在新的国家遭受的“他者”待遇以及人性本能对于“融入”的渴望，都给他们移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都是我这期播客没有办法覆盖的内容，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这一点。“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对我来说是这样，但对很多人来说，是迫不得已地到了远方，也永远回不去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