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核对一下，没有问题就扫码付费。7个工作日以后自己来取。”

隔着柜台的玻璃和口罩，我看不到说话的人有怎样的表情，也无法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什么异样。由于排了挺久的队才轮到我，听到这句话时我也早有预期，未见得有多激动，直到核对完“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证件受理回执”上的信息掏出手机扫码，我才突然意识到物理意义上关了三年的国门确实打开了。

但好像，也没怎么开心。

办完证件，本来想去外滩18号看关于巴黎圣母院的展览，已在小程序上预约，想想还是放弃。我和妈妈都还没有阳过，如果我现在是独居，二话不说肯定就直接去了，但考虑到同住的妈妈，还是暂缓（1月8日结束，可能不会去了）。于是骑车回家，一路上听「不明白」最新一期节目，说是最新，其实是6月1日上海刚解封时采访伊险峰和杨樱的节目回顾。他们谈到上海市政府发出的“给上海市民的感谢信”，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当时在上海发布公众号上看到这感谢信时想摔碗的愤怒。

这一年时常出现类似的、难以名状的情绪。总好像有过一些强烈的感情，愤怒、委屈、害怕、焦虑，几乎就要爆发了，转眼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连快乐，都需要正当化了。我应该要为终于能更新过期的护照而开心么？如果一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了三年的“政治定力”说变就变了，那这些“一切代价”背后的每个人，还有我经历的，封控时的饥饿和失眠、因为一句“非必要不xx”而取消的种种活动、三年没见过外婆、物价飞涨而工资不涨、一年都没搞完装修、喜欢的店铺关了许多等等，虽然相比之下显得如此不值一提但还是对我很重要的失去，都算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谁该为此负责，却无法向他申讨。

昨天读上海作家张怡微今年新出的小说集《四合如意》，其中一篇写一对从小学钢琴的好朋友，每次她们走在去音乐学院必经的乌中路（1911-1943年间名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时，都会意识到那是自己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名叫“麦琪”，麦琪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让名叫“迎春”的小说主人公有些羡慕，虽然到最后发现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这两人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我在Bing上搜麦琪路，想看看这条路在法租界时期的历史，找到的都是2021年以前发布的文章，拉到最后又看到了熟悉的“Some results are removed in response to a notice of local law requirement”提示。噢是，这条路今后都不能在简中互联网提了吧。

端传媒采访的移民中介说非常理解城市中产的摇摆，“每当社会上出了什么大新闻，客户就会来问一声，过两天他觉得事情过去了，移民这事也就忘了”，中介认为这是一种火中取栗的侥幸感，因为大部分中产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在国内多呆一年，收入就会多几百万，“只要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国家的幻觉，我们都能在这里生活下去”，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出去以后各个方面的未知、很可能会有的阶级下降和心理落差。人总是倾向于把未知等同于糟糕。我过去觉得，反正不想生孩子，让自己保持淡漠和犬儒，在国内，至少在上海也能活，甚至活得看起来不错。现在，还是没有非生不可的决心，但一想到如果有了孩子，让TA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职。进而，如果我不想让自己potential的下一代呆在这里，那我为什么允许自己继续在这里生活呢？

“你相信什么？你追求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你愿意交换什么？你绝不可舍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已经逃避了很久，是时候开始认真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