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的朋友的男朋友是当地人，她说来了丹麦以后觉得自己以前简直是「野蛮人」，她从男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应该」怎样生活，比如餐具洗完以后应该要擦干收好而不是放着沥干。我听了笑笑，不以为然。我也尝试过像「文明人」一样，每次洗好碗都用毛巾擦干它们，但「文明」两天以后我就放弃了。这太耗时了，且毫无必要，毕竟用碗和洗碗是一件太高频的事（顺便说一句，对于这件事我国的宣传是沥干反而比擦干更卫生，因为毛巾上有很多细菌，但我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人工洗碗不也是用毛巾/百洁布洗么）。

正是因为有过和朋友的对话以及我自己的尝试和放弃，我格外关注电影「让娜·迪尔曼」里的洗碗场景。自然，在西方「文明」里浸润长大的她，也是每次都要把洗完的餐具擦干再收起来。看这部电影十五分钟后，我移动了鼠标，进度条显示的剩余时长让我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她做的每一件家务，都按照实际所需要的时间来呈现。洗碗擦干是一个例子，再比如她给儿子刷鞋，从柜子里拿出报纸、鞋油、毛刷，把报纸铺在椅子上，拿起一只鞋，毛刷抹了些油以后在鞋面擦，第一遍是仔细地擦，第二遍是快速地扫（我已经不会用语言形容了），完成以后放下这只鞋，再拿起另一只，同样的方式再来一遍。然后把报纸叠好，和鞋油毛刷一起再放入柜子里，把两只鞋放到儿子床边。擦鞋场景在电影里的时长是4分钟，如此，每天早上一遍。她做肉饼也是一样，一团肉在盘子里，她以不同的方向揉搓，揉完一遍再反方向揉一遍，撒上面粉，再揉一遍，这样反复好几遍。

除了这些显性的家务以外，还有隐性的家务。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厨房、阳台、卫生间、卧室、玄关、客厅，有的房间有门，有的房间没有门，所有房间都有灯。每离开一间房间，她都要关灯、关门。如果忘记了，她要折返回去关上。如果不是电影把开灯关灯开门关门的动作拍出来，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每天做好几遍，也需要花好多时间。

我们看过的所有文字和电影表达里，「同样的方式再来一遍」、「这样反复好几遍」、「每天做好几遍」，都是用一句话或者一个镜头带过的，但生活中的实践不可能一笔带过，扫地就是要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扫过去，洗碗就是要每个盘子每个叉子全都洗一遍。当导演把这些家务场景按照真实时长还原出来，观众是否会厌烦？

没有人喜欢做家务，也没有人喜欢在屏幕上长时间地观看别人做家务。前者是因为重复地做家务会令人厌烦，后者则是因为被提醒自己的生活如此重复会让人不安。所有人都觉得家务是一件不得不做但却不生产任何交换价值的事（不考虑家政工等外包行为），因为所有人都跳不出资本主义对价值的分析框架。

还是用时长占比的方式来看这部电影，家务（包括出门修儿子的鞋和修儿子的大衣纽扣）占她生活的绝大多数，工作（卖淫）只占很小一部分。也许只有在咖啡厅里固定的座位歇一歇的时刻才是属于她自己的，因此如果她熟悉的座位被占以后她会如此焦躁。然而每天的这点自由时光紧接着就是回到家的工作时刻。而这份被她视为耻辱的工作，她绝不允许自己从中得到除了钱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旦她打破了这条自定的规则，从卖淫中得到了一丝丝快感，她就只能杀死嫖客或者杀死自己。

这部电影的全名是「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观众当然是先看到电影名再看的电影，这让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210分钟的电影里，除了来自加拿大的信件开头对她的称呼（也是片名收件地址的含义）以外，她没有被任何人叫过Jeanne或者Madame Dielman，而只有Madame，因为除了她那个啥也不干如同废柴的儿子以外，和她有交集的人全部都是陌生人：杂货店店主、修鞋店店主、咖啡厅服务员，他们只会叫她Madame，而嫖客，甚至都不会叫她。虽然把一个人的名字和自我认同、价值感之类的大词联系在一起很cliché，但如果导演是有意地将她的名字和地址只放在片名里，那么她的无名本身显然就是一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