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出差去过北京若干次。600元的住宿标准在北京真的很难找到地理位置合适、住得也舒适的酒店，不是要自己贴钱就是要站在浴缸里冲澡。去年因为疫情而降价的酒店，今年再也高攀不起。

不过和上一份工作的出差相比，现在的出差相对自由，除非有大领导在，不然大多可以自己安排除了一两顿应酬以外的其他餐食。只要工作都完成了，也有时间可以在北京闲逛、约以前的朋友见面。

我在北京生活的十年时间里，除了五道口中关村以外，住得最久的地方就是呼家楼。走在以前最常逛的地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北京的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真空里。公司食堂有一日三餐，即使在外面吃饭也大多可以报销。我不热衷化妆或是买衣服，工资扣除房租以后，大头都花在了运动、法语课、几次出国旅行上。当时喜欢过或是date过的男生比我更没有生活压力，我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和我差不多。当时我说的舍不得离开北京，也就是舍不得这种在北京生活得很decent的状态吧。

但在我住的房子附近，有一片棚户区。我刚搬来的时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东三环内能有这么一块区域，对面是高高的写字楼、朝外SOHO和北京著名高端住宅区，距离国贸商城仅三个红绿灯，但这里却好像90年代的北京，都是平房，路灯昏暗，住户需要离家上公共厕所。不过，比起走东三环中路的大路，穿过这片棚户区可以更快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走（我的上一部手机也是在这里被偷的）。

4月来北京时，我发现这里用蓝色的隔板围起来了，板上贴着“拆迁区域 闲人勿进 后果自负”的牌子，隔板门口一个看起来像警察的大爷正襟危坐，我走上前拍照，他对我看看，没说什么。

城市旧改加快推进，也是该推进到这块飞地了。

大凡尚在位的big boss选接班人，总有两类潜在人选。其一为对自己忠心耿耿、说一不二的，但这类人通常没有自己的主见，新朝多半禹行舜趋，选TA未必有利于big boss追求的千秋万代。其二则对帝国有自己的想法，有可能创造新的legend，但这类人又势必不会对现在的big boss亦步亦趋，不讨在位者的欢心。

但在此过程中，无论选哪一类继承者，都要先接受自己老去，并且终将逝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big boss之难，终极还是在于和生之本能做对抗，放弃对权力和掌控感的痴迷。

她和她老公大学毕业结婚后，一起去了美国，她老公念博士，她陪读。博士5年+博士后4年，在博士结束以后她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儿子4岁多。她老公找到了一份新加坡的教职工作，最近他们回国了，呆一个月以后一家人即将去往新加坡。

她老公的专业是物理，具体什么领域她也搞不清楚（就算她搞清楚了，我也听不懂），只知道她老公实验室里的仪器都特别精贵，大陆高校少有此配备并且由于仪器产地是与大陆关系微妙的立陶宛，所以也很难采购，就连在加州的高校里这些仪器也很难得。她老公的老板是在香港长大的台湾人，招的学生也大多是亚裔，东亚那一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搞学术发paper拿tenure的氛围他们都太熟悉了，整个组都在抢仪器。她老公也确实喜欢做实验，每天8点多吃完她准备的早餐就出门，晚上8点以前回家吃完她准备的晚餐，陪儿子玩一会儿或者教儿子数学（儿子才四岁！），8点半儿子睡觉，他继续读论文然后睡觉。如此固定的日程安排，九年如一日，周末节假日都一样，除了在他们离开美国以前最后一个月，她说自己来了洛杉矶4年几乎没有离开过所在的社区（其中，疫情前两年她和那时刚满1岁的儿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他们才算是出去玩了一圈。

新加坡的学校能否提供住宿，要等他们到新以后再确定，如果没有还要找房，然后帮儿子找幼儿园，再找兴趣班。“新加坡也好卷啊，我只希望幼儿园的老师不要再说我儿子哪里哪里不好，要我和他talk，我在美国真的已经天天都和我儿子talk了。”

而以上这些到了新环境以后的适应和安排，当然全都要她来操心。她老公8月就要开始教课了，所以7月还要先接受关于如何给学生上课的培训。

她和她老公都是我的中学同学，她和我一样，高考都选了历史，是理科班里少有的文科生。所以从高二分科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上课、背历史，一起吐槽历史老师。我俩的成绩相差不多，总是在历史班的前三名轮流排。后来交大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文科生的提前录取名额，我和她还有另一个女生三选一，我当时一心想去北大，另一个女生想去港大，而她当时经过一年多的苦读颈椎不大好了，她妈妈也知道交大招收的文科专业一般，但还是说先求稳吧，所以她就拿了这个名额。

那时距离高考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她自然是放松了下来，而我也有些疲了。体育课上，我们都假装自己来月经就坐在阶梯教室的座位上聊天（当时真的好讨厌体育课啊），她和我讲她在看的美剧Gossip Girl，震惊了我们当时的三观，“美国高中生是这样的啊”，Gossip Girl也就成了我看过的第一部美剧，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故事我之前可能写过，现在讲出来，这遣词造句的感觉似曾相识）。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开始和我说起她和她现在的老公的交流，他们那时候没有谈恋爱，只是通过飞信（多么古早的聊天工具）互相加油打气，她说挺喜欢和他聊天的感觉。高中毕业，我们班上有几对都“正式在一起”了（大多数都是被那阵毕业的氛围感染吧，没多久也就分手了），他俩却没有真的怎么样。他在复旦的四年如何我不清楚，但她到了交大以后，还谈过一段恋爱。一直到大学毕业，突然就听说他要去休斯顿念博士了，突然就听说他们恋爱并且准备结婚了。在北京的我大概错过了不少故事，总之这些消息跨越一千公里以后，我收到的已经是伴娘邀请了。

他们是5月结的婚，然后就开始准备去美国，9月她老公开学。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说也想申请美国学校的硕士项目，但后来发现她的文科专业在休斯顿的高校里很少有合适的项目，“总不见得我们在美国异地吧”，于是不了了之。

她生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新冠，她妈妈到美国呆了几个月，帮着照顾他们。除了这段时间以外，她儿子长到四岁半，几乎都是她在带。我问她，你们准备生二胎么？她不置可否。想来也是，我身边生了两个孩子的家庭不少，但无一不是请阿姨或者老人帮忙的，而他们在人力成本巨高的国外，一个孩子已经够她受的了。她老公的老板有三个小孩，她问过她老公老板的太太，怎么带的三个孩子。对方回答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

一个一心沉浸于学术的老公，一个或几个孩子，再标配一条狗。这会是她的将来么？用我妈的话说，“xxx（她老公）当然是好咯，xx（她）照顾好家里的一切，坚强的后盾，还有文化，可以教育好孩子。”呵呵。

亦或者，她会成为《被遗弃的日子》里的Olga么？有了两个小孩以后，某一天老公突然说“我要离开你”，原因是他爱上了年轻版的她，她的世界一夜坍塌。看着两个和老公越来越像的孩子，“那些难以改变的天性潜伏在孩子身上”，“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爱他，只是因为我爱两个孩子？那是一对夫妻难以撇清的混合。虽然两人的关系破裂、终止了，但还是通过一种秘密的方式继续发生作用，它不会死掉，也不想死掉”……

是我想多了。她是聪明的，不会把自己陷入Olga的境地。即使是Olga，也会在经历最低沉、最崩溃的阶段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她知道她老公是怎样的人，这条路走到头，她就会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男人背后的女人吧，成为致谢词里的一部分。

可我还是替她惋惜。

虽然如果她走其他的路，比如像我一样，做着bullshit job，也没什么好，过了几十年大家都一样。

虽然我知道不能以这样自负的眼光看待许许多多的housewife们，抛开一切限制，也许她们真的有志于此。

可我还是替她惋惜。

我问两位已经当妈妈的同事是否后悔。

其中一位脱口而出“我是后悔的”，然后她就笑了。她有两个小孩，分别在初中预备班和小学。我问她后悔是一时的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她说，在第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没觉得有什么，但他上小学以后，她要开始盯着小孩的学习，几乎所有工作以外的时间都扑在了小孩身上，她觉得没有了自己，那时候她就非常难受。而且她的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就和当时的丈夫离婚了，在人生最失意的阶段还要养育两个小孩，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还是觉得很难。

另一位有一个女儿，她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期待而生一个小孩，或者是希望借孩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要把孩子培养成怎样怎样的人，那你一定会后悔。”她女儿刚上幼儿园，但她已经明显感到女儿有自己的想法，“这两天每天早上她都在床上对我说‘妈妈我要穿裙子’”。但她也说自己的丈夫自从有了女儿，就开始对人际关系变得敏感，“他以前很木的，即使说了什么伤人的话他自己也没意识的”，“我觉得他跟女儿的关系还是和我和他的关系很不一样”。她说自己也是有了女儿以后才真的感到“和老公的联结断不了了”，“没小孩的时候虽然也是结了婚，但我晚上出去玩，都不会告诉他”，“要等到很晚了他来问我了，我才意识到‘噢还是要提前跟他说一声’”。她的结论是，如果你认同“关系”对你的生活状态很重要，那你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里获得的东西确实是你从其他关系里得不到的。

第一个母亲已经走出低谷，她和她现在的丈夫认识四个月就结婚了，各自都有小孩，生活在一起也很好。最近她特别开心，因为马上进入7月，她把两个小孩送到她前夫那里，“我就有一整个月的自由时间，我已经做了详细的计划”，喜上眉梢。

Lisa给我看我们一个研究生同学的朋友圈，原文如下：

Lisa对此的评价：不管女性受了多少高等教育，不管找的老公对家庭多么尽职尽责（which, by the way, is widely considered as a virtue and deserves to be complimented）,有了孩子以后，孩子就是第一位的。这就是命，没办法。

再btw一句，给这条朋友圈点赞和评论的，全部都是我们研究生女同学。

昨天在杭州出差，中午在天目里吃完饭距离下午会议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就在天目里的%咖啡厅休息。与我同去的姐姐回复完邮件以后，拿出了一本书看。我那时还在整理上午的会议纪要，直到快要离开时，我才注意到她在读《快乐上等》。我一看到封面就说：“啊你也读上野千鹤子呀！”

“对，最近一直在读她的书。”她显然也有些惊讶我竟然一眼认出。

她和我在不同部门，办公也不在同一层，工作虽有交集但私下交流并不多。我对她的印象停留在部门同事说她“爱搞事”，以及去年一起去北戴河出差时她对我们另一位同事的评价“她吧，你也懂，快四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就是会有点怪的”(我当然也记得她说出这句话时同车的一众赞同的附和以及我心里的“呵呵”)。

昨天中午在餐桌上，她说起自己的小儿子时满脸幸福，“他很好看，就像女孩子一样的那种好看”，她掏出手机来给我们看照片，“我一个月没见他了，不知道他在九江是不是越来越野”，她的小儿子最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不过噢，男孩子野一点也挺好的。”

所以比起她惊讶我一眼认出她读的书，我可能比她更惊讶。但当时我们已准备出发去客户的办公楼，就没有继续聊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因为在我看来她是那么“不女权”的人，甚至是父权制下 innocent 的既得利益者，unconscious about how much she has gained from the patriarchy. 她读上野千鹤子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会因此而开始变得conscious?

不过“上野千鹤子竟然抵达了她这样的读者群”这句话显然已经把我和她分为不同的阵营，我自诩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别呢？进一步说，怎样才是“足够女权”呢？（与此相关的还有“激进女权”和“温和女权”之分)。女权主义面临的困难已经太多了，如果我可以读上野、她可以读上野、女权主义可以是个连续谱，为什么还要划分阵营再内部撕扯？更何况我还时常发现自己身上“厌女”的部分（真的太多了），用上野的话说，“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性不厌女，女权主义者就是不断与内在的厌女心理作斗争的人”。我和她不必达成100%同盟，但至少不彼此厌弃。

自从2019年6月阿姆斯特丹巴黎行以来，到2023年4月，将近四年的时间没有出境。虽然这次只是从罗湖出关到香港，我还是很紧张。就像去年6月解封后回到公司上班时，走进地铁站这本该习以为常的地方，我感到很不习惯，仿佛失去了出门的能力。从出家门，到出小区，再到去年夏天出上海，现在出境。每一次的出去，都是对当时的我的一大考验，生疏、害怕、紧张。

周一到深圳出差。虽然知道会很忙，收拾行李时还是带上了1月加注的港澳通行证，并且翻出了至少有六年没有用过的八达通。此行目的非常明确，除了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去旺角的二楼书店淘书。

二楼书店是香港书店的独特业态，集中在旺角西洋菜南街的一侧，新书也会有折扣。走上一段狭窄的楼梯，二楼、三楼，或者再搭乘一部极其老旧的电梯，通往一家家独立书店。

周一开完四个小时的电话会，我合上电脑，确保手机电量满格，检察一遍证件后走出了深圳罗湖的亚朵，地铁三站抵达罗湖口岸。“通往香港”四个字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紧张大过兴奋。第一步是海关出入境健康申报，支付宝扫码、填写信息、提交、截屏、刷码、出关，这一连串动作都很快。工作日的晚上，罗湖口岸人并不多，大多是香港公民，以至于我跟着一波人走到了香港公民的通道，然后发现自己走错了，折返到访客通道，这里的工作人员竟比访（港）客还多。我掏出早就抓在口袋里的港澳通行证，对着眼前的闸机看了十秒，没明白应该把卡放在哪里。我往旁边扫了一眼，和我一样的访客跟我隔了三个闸机，我也看不清他放在了哪里。询问工作人员，得到标准的广普解答后，我终于顺利地过了关，算是抵达了香港境内。

罗湖口岸出来就是罗湖地铁站。服务中心告诉我，我的八达通里还剩6块钱，显然是不够的，但我并没有兑换现金港币，因为坚信一定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或者银联买票。确实可以。买了单程票后，走下月台，原来东铁线的终点站已经从红磡延长到了金钟。查了一下，这是去年5月才发生的事，我封在家里刷韩剧的时候，东铁线延长了，当时还是一件大新闻。

这时大约刚过19点，距离我离开深圳酒店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关，东铁线的前几站都在地面以上，但窗外一片黑，所以我一心专注在车厢内部。车厢挺空，大部分乘客还是戴着口罩。在确定自己没有走错方向、没有丢东西以后，我掏出了手机，然后发现我没有提前开通漫游。印象中以前到了香港手机会自动进入漫游模式，可这次怎么Google Maps还是打不开？正巧这时收到了移动短信，我照着提示发短信开通，但一直到那晚离开香港，我的漫游都没有生效。还好有高德地图，在香港非常难用，但总比没有好。

在旺角东站下车，在坐上行电梯时突然意识到香港是靠左走，又是一个太久没用到所以忘掉的常识。走出车站，下小雨，不需要打伞，但空气黏黏的。在路边等红绿灯，对面是招牌很大的“绝味”，红底黄字，在朦胧的雨夜特别显眼。

穿过几个路口后，走到了西洋菜南街。二楼书店并不好找，没有大招牌，楼梯口太小，门牌号也不清晰，很容易就错过了。第一家先到了乐文书店（Luckwin Bookstore），灯光很亮，走了一圈，目光聚焦到皇冠出的张爱玲全集，但没有我想找的《秧歌》，老板说有的都在这里了，“那，我没藏起来啊”。在张爱玲全集旁边摆着《在加多利山寻找张爱玲》，看封面是我喜欢的白色干净设计，虽然没有听说过但还是顿生好感，有塑封不能翻开，我就豆瓣查了查，也是文本细读，于是我买了这本书和正版的《缘起香港》（已读过淘宝买的盗版，换算一下比这本正版还贵），赶去下一站序言书室。先楼梯上两层，然后乘坐一部老旧的小电梯，电梯门缓缓地打开，轿厢明显晃动了一下。门关上后，看着满墙的小广告，我一个人突然感到害怕，如果发生什么不测，我要怎么办。但转念一想，如果我和一个陌生人身在这座轿厢里，那更可怕。就在这一阵慌张中，电梯到达了7层，门开了，轿厢又是一阵晃动，我冲了出去。和乐文书店一样的玻璃小门，打开以后却是别有洞天。显然是重新装修过，还有座椅区，虽然小到只摆得下两张小圆桌。有两位显然是常来的顾客在和老板聊天，也有像我一样的内地人在用普通话交流和找书。果然，如小红书所说，这里有一个女性主义及LGBTQ+专架，三分之一的书是我看过的，三分之一的书是我听说过的，还有三分之一的书从未见过。我翻了几本，告诉自己这个主题不是此行的重点，暂且放过。在文学的专架上没有《秧歌》，我逛了一圈后，离开了序言。第二次坐这部晃荡的小电梯下楼时，我终于有心力观察墙上的小广告。一句黑色笔写下的话抓住了我：人对抗极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还差一家，田园书屋（Greenfield Bookstore）。就在乐文的对面，刚才在去乐文的时候就注意到田园书屋门口白墙上三个绿色的大字“营业中”。但现在看起来，楼梯通道的门却是锁着的。这才注意到“营业中”旁边的两列小字：营业时间11:30-19:30，一看手表已是近21点。

也确实饿了。在走回旺角东的路上，我走进了一家越南餐厅，点了一份牛肉沙拉。上菜时，年轻的小哥哥把沙拉洒了一些，吓到了我旁边一桌的吃客。还好，没有洒在吃客身上。我说出了此行第一句广东话“冇嘢吖嘛”，对方对我笑笑“冇嘢冇嘢”。小哥哥对着我道歉，我也笑笑。刚吃几口，小哥哥又端上来一小盘牛肉，“补畀你嘅！”我惊了，这补给我的份量显然比洒了的要多。我忙说谢谢，小哥哥又对我笑。

在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里的食客都是现金结账，隐隐担心起来。到了结账时，我问店员能否用信用卡支付（此时我的广东话已经不够用了，而店员的普通话也很不灵光，所以改成英语交流）。店员摇了摇头，说cash only，然后加了一句，Alipay HK is also ok，一边说一边给我一个付款码。我没有意识到Alipay HK和Alipay的区别，用支付宝一扫，提示我“不可用”，瞬间我就慌了。

我问店员附近有没有银行。店员倒是没有任何生气或者不满的表情，对我说有啊。我主动提出把背包放在店里，我去取钱。店员从柜台后拿了把伞，带着我一起去，一路上还帮我打伞。我们最先路过一家货币兑换店，她问我要不要先去试试。我点点头，走过去一问，只能人民币现金换港币现金，然而我也没有人民币现金。其实应该想到的，这里不是银行，怎么会有卡换成现金的职能。店员带着我继续走，这次路过Circle便利店，她说要不你买点什么东西换现金。结果Circle的店员拿着我的卡试了三次，然后告诉我，只能用储蓄卡，不能用信用卡。

到那刻，我心里已经慌得一塌糊涂，脸上一定也表现出来了。但越南餐厅的店员还是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样子。她说，看来还是只能去银行。我们先路过了中信银行的ATM机，等了几分钟，前面的人使用完毕后，我走上去，again，两张信用卡都不行。此时的我，已接近绝望，甚至想到了要去警察局的情形。店员指着另一个方向说，前面有HSBC，再去试试吧。我内心觉得同样都是银行，而且我带的两张卡分别是平安和交行，如果中信取不出钱，那HSBC大概率也是不行。所以当我把银行卡插进HSBC的机器时，已经做好了今晚滞留香港的准备。结果，没有报错。机器传来数钱的声音时，我想着“收多少手续费都可以！”然后对着等在远处的店员比了个OK的手势。走回餐厅的路上，我都在说“HSBC is the best”，店员显然也轻松了不少，开始问我从哪里来。

我取了两张一百元纸币，牛肉沙拉是68元。店员给我找零时，我说“You can keep the change”，她一口拒绝了。我再次道歉，为自己耽误了她那么长时间。折腾了那么久，在旺角东附近来回走了好几圈，再回到地铁站时已将近22点，是该返程了。

坐上的地铁是到上水的区间车，坐到一半时突然想到万一到罗湖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该怎么办。还好，手机虽然不能上Google，但可以用Bings。果然开往另一分叉口落马洲的地铁已经接近末班车时刻，而开往罗湖的地铁倒是要运营到近凌晨。

返回深圳时，我已不再慌张。但回深圳比去香港的人要多很多，以至于入关安检时排队还花了十几分钟（当然，去香港是没有安检这个过程的）。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双肩包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不会碰到开包检查之类的要求，但就是这排队的十几分钟提醒着我所谓“两制”的差异以及我们为了安全（？）而让渡的权利。

周二在深圳开完会，不到17点，我虽已订好周三晚上才回上海的机票，但还在周二晚上和周三白天再去一次香港间犹豫。如果还是晚上去，见到的依然是晚上的香港，而且依然很匆忙。想到这里，我便安心地回酒店歇了。睡前又突然想到清明节香港应该也是放假，书店不会关门吧…带着疑问搜小红书，结果让我傻眼，不仅清明放假，香港还有复活节假，两个加在一起，香港4月前半个月几乎都在放假，而周二则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又去搜田园书屋的Instagram，只有新书介绍，没有放假通知。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多虑无意，我只能埋头睡下。

醒来在酒店吃完早餐退了房寄存箱子后，我再次出发。这次真是熟门熟路，由于两边都是假期，口岸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但依然是来深的比去港的多，而且不少人手里捧着菊花，想来都是清明祭祖的。

很快我坐上了东铁线，准备在11:30田园书屋开门前先去沿途的港中文。这次，地铁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说着普通话、但长相非常香港的男女。记下我偷听来的对话，言语之间都是沧桑巨变：

女：这么多年没来过了（指着墙上的地铁线路图）你去拍个照。

男：（拍完照后对着照片）你看，这边那边都连起来了。

女：（从包里掏出一张已被折叠好多次、折痕已成裂痕的地铁线路图，我瞄了一眼，确实比现在的图稀疏不少）地铁真的多了好多站啊（指指手上的老地图）这张纸要寿终正寝了。

男：第一顿想吃中餐还是西餐？（点开了大众点评，显然是还不知道现在在香港open rice更好用）

女：西餐啦。

男（开始刷餐厅，无话）

女：现在哪个口岸是24小时通关的啊？

男：不知，所有信息都要更新了。

女：不能停在五六年前了，现在八达通都不用买了，我看人家都是刷手机。

……

在大学站下车，出站就是港中文，访客用港澳通行证登记后就能进入。这是我第二次来港中文，两次走的是不同的入口，加起来倒是把校园最外圈走了一遍。还是时雨时歇的天气，刚收伞几分钟就要重新撑起。我走在上上下下的山路上，看地图上一个个熟悉的楼名“蒙民伟楼”、“田家炳楼”…清华也有这些楼。有些特别的是“邵逸夫夫人楼”，邵逸夫在各地捐了那么多楼，独独港中文有他夫人捐的楼。但这位夫人，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是她“忍辱45年终转正”的故事，她生前管理TVB的事却甚少被提及，就连这栋楼也必须被冠以“邵逸夫夫人”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她想要的。和古往今来众多女性一样，她在历史的长河上没有姓名。

或许因为是假期，校园里人不多。偶尔走来几张年轻的脸庞，国语、广东话夹杂的对话，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从什么时候起，我会自动把他们和我区分开，不再是我们了呢？不记得了。在我意识到这点以前，就已经苍老了。

没有逛很久，离开港中文继续前往旺角东，直奔田园书屋。到达时不到12点，周一晚上锁着的楼梯入口此刻是开着的，但上楼却没有看到“营业时间11:30-19:30”的田园书屋亮灯。我顿时傻了，难道真的清明假期休息了么？

已经通过小红书看到田园书屋有我在找的书，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结果竟又要错过了么？后悔，怪自己没有周二晚上一开完会就来，那样就能赶在营业时间结束前买到书。

在沮丧之中，我想到一种可能性，会不会假期晚点开门呢？带着这样的希望，我决定先去附近逛逛，过会儿再回到这里。这时手机漫游已经生效了，可以用Google Maps，我查到附近商场里有三联书店，就转身下楼上路了。结果，竟在三联书店发现了《秧歌》以及同系列没有在大陆出版的《赤地之恋》，果断买下。

再怀着试一试也无妨的心情，回到了田园书屋。灯竟然亮了！在很显眼的位置就有皇冠全集（也可能只有我觉得显眼），《秧歌》《赤地之恋》自然也是有的，并且打折，不过在三联原价买下它们时可并不知道这里会开门，事后诸葛亮也是没必要了。更惊喜的是，在全集的旁边，赫然摆着一本《色戒：从张爱玲到李安》，这是我标记了很久但一直没找到渠道购入的书，不期而遇地躺在这里，并且被我发现了。还有多年前大陆曾出版过但现已绝版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正巧最近一直在读红楼，且听播客界红楼专家提过这本书，这可太好了。

就这样，虽然和这些书店都确认了张的书信集尚未有货，但其他想买的书都已入手，还有意外的收获。

这时已近13点，我担心节假日过关人太多，就开始往回走。在旺角东这个来回走了好几遍的地铁站，带着把32元港币现金花完的目的，吃了一份鱼蛋和一个饭团，再加一瓶水，就坐上了返程地铁。继续熟门熟路地过关，结果这天竟然没有安检，比周一返回时更快。

我想在下次出国前，先有这一次出境的经历还是挺好，即使出现各种小状况也还能补救（比如此刻我又想到一条，这次完全忘记了要带转换插头这件事）。多年没有实践的生存技能，通过实践就可以找回，但我也知道自己还是没有适应当下这样仿佛正常了的生活。花时间适应正常，好像本来就是一件不太正常的事。

昨天久光门口有只大白鸭

很多人围着它拍照

这个画面竟可以解读出无穷意义

#lockdown一周年有感而发

北京，国贸大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六座的首约专车，司机走了下来，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一位坐着轮椅、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把轮椅停在了专车旁，对司机说：“我可以自己上车。”然后就慢慢地、熟练地上了车。司机走回驾驶座的一侧，把车开走了。

上海，公司大楼的会议室里，我对面坐着过去只有邮件往来而从未见过的某基金公司投资经理和他带来的十多个中台团队。他长得真像我以前公司同一个部门的同事，确切地说，像我以前同事十年后的长者版本。声音不像，我对面这位声音更浑厚。

他一路说，我一路强迫自己不神游，心里在想给以前同事发个微信“我看到了你十年后的样子”。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闷热得很，小房间，还是不带江景的会议室，人又多。微信还是没发出去，万一他回得很快，少不了还得寒暄一阵，而我手头还有一堆事。

上海，一家意式餐厅，工作日的中午，除了我和店长（兼厨师）以外，没有其他人。我进门没看菜单就说自己要金枪鱼三明治。店长问我，之前来过么。我回答，来过呀。但她显然不记得我了。我又问她，现在生意恢复了么？虽然答案显而易见。

“没有啊，我有好多客人都回国了”，店长缓缓地答，我刚想给她些“会好的”之类的安慰，她继续说，“所以现在我们会接一些活动，下周三月八号晚上我们有个girls’ party.”

“那很好啊。”

店长似乎开始了自言自语：“有时候觉得还是和女孩聊天比较舒服。”我精神一振，对她说：“真的！女孩和女孩更能互相理解！”

意外地得到我的回应，店长深表赞同。然后就有新的客人推门而入，和我一样的单身女孩。

“随便坐啊！想吃什么？”

我在油管上看得最多的两类视频是daily routine和bookshelf tour，结合了这两者的博主有一位是生活在英国乡村的Ruby Granger，她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刚刚大学毕业，专业是英语文学，所以她发布的大多是介绍自己日常在读的书的视频，有时也会发自己的morning routine。

daily/morning routine如果意译成中文，大概就和小红书上的生活方式博主发布的内容差不多。但在Ruby的视频里，作为背景的英国农村风景总是很吸引我。就拿我这周看她的两个morning routine vlog来说，她早晨起床后会把窗户打开，从二楼的卧室望出去是阴阴的天，让她觉得refreshing，她每天都会安排出门散步的时间，套上一件又一件毛衣和外套，穿上雨靴，打开家门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给我的感觉就像Jane Austen笔下的Elizabeth穿过乡间到达姐姐养病的宾利家里一样。

到了室内，她的背景变成了几个放在床上的很可爱的玩偶和色彩丰富、书籍参差排列的书架。网上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daily routine是在桌前写字/看书/学习时，必定要点一个香氛蜡烛，必定要配一杯茶或者咖啡。Ruby Granger也是如此，有时她的蜡烛看起来很fancy，有时只是一根普通的蜡烛，她对茶的爱多过咖啡，所以她总是用很好看的杯子装着不同牌子的袋泡茶。

必须承认，这样的画面对我来说很诱人。

我一度以为诱人的是画面里的某个元素，比如Jellycat的玩偶，比如摆放了很多书的书架，再比如某个香氛蜡烛，或者桌上的马克杯。于是，我就给自己添置了这些元素。

但是，我只买过一次的香氛蜡烛，在一个角落里放了很久，某天一时兴起终于想起来用了，发现自己没有打火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点燃它。马克杯买了不少，但我常用的还是那两个。Jellycat的玩偶，第一眼看到就很心动的几款，我在购物车里放了很久，迟迟没有下单。

然后我就越发相信，单有这一个个元素是不够的。我羡慕的是出门散步的乡村小路，是如此简单轻松、只需要读书写作、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日常生活。

但我在这样想的同时，是不是也有许多人，对我现在的生活，有类似的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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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其实这篇是想真诚地表达对Ruby生活的由衷羡慕，怎么生发出“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了。

如果我也拍daily routine，那我可以很骄傲地说，今天这一天，我也过得非常充实：

8点起床（和6点起床的Ruby比起来还是惭愧），早餐做了番茄生菜金枪鱼炒杂粮米饭，配上牛奶+三顿半6号咖啡，早餐期间听了一期聊格林童话的播客节目，洗碗洗锅。吃下2粒钙片、2粒movefree和1颗叶黄素软糖。走到书桌边，读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最后一章，然后在notion和flomo上做笔记，再记下想要延伸阅读的书。期间，我的桌上也有一个杯子，杯子里装着柠檬红枣黄芪泡的茶。期间，我还打开了音乐，并且非常惊喜地找到了white lotus第二季里一首好听的歌（which is definitely the best thing today）。完成笔记时已将近14点。从冰箱拿出了如实酸奶，放在空调房里，希望把它变得没那么冷。然后看了1集ugly delicious，这集是关于我爱的taco，看饿了就把酸奶喝了。喝完，看了Ruby最新发布的视频，也就是她的morning routine vlog，有感而发，就打开了博客，写下这篇。写完是16:50，准备跑个步，洗个澡，再回到书桌前。

确切地说，routine vlog就是把上述内容视频化。细节到哪个牌子的钙片、哪个牌子的咖啡和酸奶、哪款杯子、哪个笔记软件，全都会呈现在vlog里，但我猜，视频还是比我这干巴巴的文字有意思多了。

48，这个数字让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

「贤者时间」的小张和治治说，她们特别期待自己的48岁，因为身边28岁结婚生子的朋友到了48岁就是送走孩子的时候，48岁对她们来说是重回老友圈。

而我听到这里，首先想到了48小时，进而是24-48-72的循环。我的上一篇blog名叫「三天」，如果更切题一些，它应该叫2022年最后的72小时。

彻底和健康码说再见，不再有核酸焦虑，所有的核酸检测记录都已删除（有没有真的在后台删除我就不知道了）。过去一年点开无数次的屏幕（其实是不到一年的，竟然不到一年么，怎么感觉有几个世纪），24小时内核酸阴性、48小时内核酸阴性、72小时内核酸阴性、3天内未有核酸结果，以上四句话分别呈现为绿色、紫色、XX色、黑色。XX是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遗忘塑造记忆。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这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官修正史看起来是为了记录历史，但某些特定的重大事实被有意忽略，其结果就是读者无法获知其存在，这就是采用了在喧哗中实现遗忘的策略。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罗新

个体可以通过选择性遗忘来自我安慰，有时遗忘也是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但集体不该却也势必会遗忘。前两年看过一部建国50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的献礼片「一年又一年」，一共21集，每集一年，虽然是小人物的故事，却（必然）也涵盖了每年的大时代故事。试想一下，如果建国100周年再拍一部类似的电视剧（如果有），这三年，尤其是这一年，会有多少真相？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到那时，改朝换代。那么这三年必定是另一番叙述。只是，所有的官修正史都是活人与死人争夺话语权罢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写下来的这一句句话，这些电子垃圾，也会成为有价值的数字遗产吧。

D’avoir vécu une chose, quelle qu’elle soit, donne le droit imprescriptible de l’écrire. Il n’y a pas de vérité inférieure. 

“L’événement” Annie Ernaux

1229

我对是否感染Omicron已经陷入和对待月经一样的矛盾态度，怕它来，更怕它不来。理论上，如果我“怕它来”，那就应该一直待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加一道门磁。如果我“怕它不来”，那就应该每天出门，往扎堆的地方去。但我现在只是减少了出门频次，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出门是不是“必要”，比如昨天去了出入境管理局，但没有去看展览，可明明我可以推迟出入境的预约，而展览却是1月8日就结束的。

身边阳了的都是年轻人，扛过去就好了。但网上不断传来的讣告和人满为患的医院照片、许许多多没有及时救治的例子，又让我想起了上海封控时和朋友讨论的电车难题。

放开的时点不对，冬天、全人群全程接种疫苗的比例不高、药品紧缺、医院没有足够的ICU资源储备、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但如果继续严格封控，继续严格清零，付出的又是怎样的代价呢？今年前11个月是最好的证据。

每到这种看似无解的两难时刻，就告诉自己，比起权衡比较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还是做些实事、关心每一个同等重要的个体更能突破困境。

焦虑的反面是具体。

1230

没忍住，我还是去看了巴黎圣母院的展览。虽然我觉得它更适合做成一款App，但依然还是我看过最值得的VR展览（我觉得大部分VR展览、沉浸式展览都是骗钱）。

从南京东路地铁站出口到展览所在地外滩18号，途经半段南京路步行街。人是真的少，但在不多的人里，还是有许多拍照的。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活力。

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出门在街上走了。

1231

终于到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

声东击西2022年的声音时光胶囊、网易新闻视频号已被404的年度回顾和昨晚央视新闻联播里的十大国内新闻、十大国际新闻相去甚远，不意外。

没有一年是容易的，只是2022年尤其艰难（难到连我妈都开始问我要不要润了）。甚至觉得连“尤其艰难”的形容都过于轻描淡写。

翻看相册，和装修有关的照片分散在全年，除此之外，上半年还有关在家里时每天一次（有时两次）的抗原结果和用不多的原料做出的乱七八糟的饭菜图，下半年还有和男朋友在上海和杭州两地的诸多合影、简单心理Seed课程的若干笔记。几乎概括了我的2022，几乎。

今年的第一张照片是2022年1月1日早晨6:48:49从窗口拍出去的恒通路，然后是做了两年的元旦108拜日式瑜伽练习图。清楚地记得那天9点多结束拜日式后，去电影院看早场的「爱情神话」，二刷，观众不少，几乎坐满。然后去Fine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回看一年，「爱情神话」依然还是2022年我最喜欢的华语电影，1月1日也是全年仪式感最强的一天。

豆瓣2022年度电影榜单里没有票房突然攀高但又突然被禁的「隐入尘烟」，2022年度读书榜单年度图书起初排名第一、现在排名第二的《可能性的艺术》已经在各平台下架了。但豆瓣确实还是我的精神角落，每年年底的书影音报告还是我最期待的部分，数字是其次，而是每个作品的海报图都会让我记起“看这本书时我是怎样的状态”、“我是在哪里看的这部电影/电视剧/话剧”。

今天一大早发现月经来了，白天上了一天的法语课，晚上会早点睡。期待2023年的第一缕阳光。

“信息核对一下，没有问题就扫码付费。7个工作日以后自己来取。”

隔着柜台的玻璃和口罩，我看不到说话的人有怎样的表情，也无法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什么异样。由于排了挺久的队才轮到我，听到这句话时我也早有预期，未见得有多激动，直到核对完“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证件受理回执”上的信息掏出手机扫码，我才突然意识到物理意义上关了三年的国门确实打开了。

但好像，也没怎么开心。

办完证件，本来想去外滩18号看关于巴黎圣母院的展览，已在小程序上预约，想想还是放弃。我和妈妈都还没有阳过，如果我现在是独居，二话不说肯定就直接去了，但考虑到同住的妈妈，还是暂缓（1月8日结束，可能不会去了）。于是骑车回家，一路上听「不明白」最新一期节目，说是最新，其实是6月1日上海刚解封时采访伊险峰和杨樱的节目回顾。他们谈到上海市政府发出的“给上海市民的感谢信”，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当时在上海发布公众号上看到这感谢信时想摔碗的愤怒。

这一年时常出现类似的、难以名状的情绪。总好像有过一些强烈的感情，愤怒、委屈、害怕、焦虑，几乎就要爆发了，转眼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连快乐，都需要正当化了。我应该要为终于能更新过期的护照而开心么？如果一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了三年的“政治定力”说变就变了，那这些“一切代价”背后的每个人，还有我经历的，封控时的饥饿和失眠、因为一句“非必要不xx”而取消的种种活动、三年没见过外婆、物价飞涨而工资不涨、一年都没搞完装修、喜欢的店铺关了许多等等，虽然相比之下显得如此不值一提但还是对我很重要的失去，都算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谁该为此负责，却无法向他申讨。

昨天读上海作家张怡微今年新出的小说集《四合如意》，其中一篇写一对从小学钢琴的好朋友，每次她们走在去音乐学院必经的乌中路（1911-1943年间名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时，都会意识到那是自己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名叫“麦琪”，麦琪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让名叫“迎春”的小说主人公有些羡慕，虽然到最后发现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这两人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我在Bing上搜麦琪路，想看看这条路在法租界时期的历史，找到的都是2021年以前发布的文章，拉到最后又看到了熟悉的“Some results are removed in response to a notice of local law requirement”提示。噢是，这条路今后都不能在简中互联网提了吧。

端传媒采访的移民中介说非常理解城市中产的摇摆，“每当社会上出了什么大新闻，客户就会来问一声，过两天他觉得事情过去了，移民这事也就忘了”，中介认为这是一种火中取栗的侥幸感，因为大部分中产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在国内多呆一年，收入就会多几百万，“只要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国家的幻觉，我们都能在这里生活下去”，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出去以后各个方面的未知、很可能会有的阶级下降和心理落差。人总是倾向于把未知等同于糟糕。我过去觉得，反正不想生孩子，让自己保持淡漠和犬儒，在国内，至少在上海也能活，甚至活得看起来不错。现在，还是没有非生不可的决心，但一想到如果有了孩子，让TA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职。进而，如果我不想让自己potential的下一代呆在这里，那我为什么允许自己继续在这里生活呢？

“你相信什么？你追求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你愿意交换什么？你绝不可舍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已经逃避了很久，是时候开始认真思考了。

从周末风暴至今，我已在不同的微信群里听说警察查手机的事，也有不少所谓攻略教你如果被查该怎么做，我怀着 “一点都不想学但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学”的心态翻了翻。今天中午去常去的静安寺餐厅吃饭，虽然在去之前就想到了有碰到警察的风险，但内心另一个声音在说，“为什么要让这些破事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所以还是去了。

餐厅所在的商场地下一层人很少，和往常工作日中午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常去的那家没有一个排队点单的顾客，我问熟悉的老板发生了什么，老板摇了摇头，很无奈的样子。拿完餐，我走到后面的吧台座位上，才看到之前没注意到的两个黑衣男子。穿着西装，但不是很贵很挺括的那种，戴着口罩但只看上半张脸感觉很年轻，坐在吧台边，面前没有任何吃的，两人都在看手机，时不时还抬起头环顾四周。

我猜到了他们可能是便衣警察，但等我想绕到另一边的座位上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显然看到了我。于是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从他们身后走过(因此也看见了其中一位男子西装外套太短而露出的后背），坐在了离他们三个座位的位置。我们中间没有其他人，都是空座。我明明内心很紧张，还要克制着不露怯，更加紧张。坐下以后，我不敢像往常一样戴上耳机听播客，连手机都不敢拿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吃，明明只在做“吃”这一件事，却不知自己吃了些什么。

我吃饭很慢，在这漫长的20多分钟里，我的余光时刻关注着那两位的动向，却不敢有一刻往左转头，但我也不敢只看眼前的餐盘，怕自己在这独自吃饭必看手机的时代显得很奇怪，所以只能透过吧台看看老板在忙啥，又或者偶尔往右转头瞅瞅墙壁。大概过了10分钟，我们中间终于来了另一位顾客，他边看手机边快速吃饭，发出平日里我会嫌弃甚至走开的吧唧嘴的声音。那两位倒是一直盯着手机，时而笑笑，时而继续环顾四周，很轻松的样子。

再然后，离我坐得更近的一位黑衣男起身，我吓得要死，但他只是转身往卫生间方向走。还没等他回来，又有一位顾客过来了，直接坐在了黑衣男刚才坐的位置上（因为黑衣男除了手机以外没有任何包，他起身时自然也带走了手机)，也就是坐在了另一位黑衣男的旁边。这位黑衣男把身体连带手机的朝向往另一边转了转，这就让我肯定了他们的警察身份。去卫生间的黑衣男回来以后，对着“占”了他座位的男顾客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就把另一位黑衣男叫起来一起离开了。

我这食不知味的一餐终于还是吃完了。

离开以后，我走去装修工地，路上拿出了耳机，开始听最新一期“不明白”播客。今天是上海寒潮降温第一天，格外的冷，我把外套帽子戴上了，遮住了两只耳机。在这足够小足够小、小到只有我自己的空间里，听着参加了周末风暴的人处理过的声音，讲述一群几乎没什么经验和组织的人如何从单纯地为乌鲁木齐逝者哀悼到喊出 XX 下台口号的过程。被采访者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也很难过，只能越走越快，希望早点进到室内。

回公司的路上我还是不敢掏出手机，今天碰到的两位警察可能是累了，或者上午已完成全天的指标，或者纯粹是中午想歇会儿，所以我、以及当时在那个商场地下一层的所有人才躲过一劫。虽然没有被查，但这种时时刻刻担心自身安全的日子，甚至比那两个月封在家里的感受更加恐怖。

理论上，我没有参加周末在乌中路的活动，如果真的被查手机，最多就是发现手机装载的油管和ins，其他需要🪜的APP警察应该都不认识，以及一些Gmail的邮件罢了，不会真的对我的人身安全有太大的影响，我不是他们在找的目标。但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暴力，哪怕是在今年已经听说或者亲历了那么多荒谬以后。

军队、警察都是国家暴力的制度化形式，拥有使用暴力却不会被公民社会判为犯罪的特权。在公民与国家缔结的双向义务关系契约里，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应当是最起码的条件。以国家之名召集破坏公民财产安全的行为，难道不违反契约么？如果把民族国家、国籍身份作为一种资源，那么维持有益的资源，拒绝有害的资源，不是理所当然的么？民族主义把国籍与爱国混为一谈，并且强加自然性，只是把一纸契约伪装成不能选择的命运。与其留在这里，不如主动选择难民化。

写下这些的时候，新华社正式发出通告，江泽民逝世。传言已久的事终于证实，只是这篇讣告里，除了回顾江的政治生涯，还要掺上习。关他屁事。

近两个多月一直在学习心理咨询，课程更新速度快，作业强度大，每周还有固定时间的小组练习和圆桌讨论，很久没有看专业课以外的书，也很久没有写作业以外的文字。历时两年多的来访者体验让我开始有了自我觉察，学习和练习成为一名咨询师又让我更加敏感。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大众而言，如果可以长期接受心理咨询是件多么有帮助的事。每次写作业的时候这种感触最深，因为总会写到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或多或少）都有的对来访者的共情性倾听和理解、抱持来访者的所有情绪、接纳来访者本来的存在状态，写的同时总怀有畅想，好像自己真的在从事一份积极且有效的助人工作、陪同来访者走一段探索之路、和来访者一起成长……

你看，写着写着，我又进入了自我陶醉于写出这些好听的句子的状态。

但我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这样一份助人工作，因其成本高昂，能够覆盖的人群还是社会的极少数。传统的精神分析要求一周至少见4次治疗师，后来的心理动力学减少至一周1-2次，其他流派也都有一周1次的常规设置，每次大几百或上千的费用，真的不是每个人承受得起的。类似的，和我一起学习的同学们，虽然生活背景多样，但大多还是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出于自助、兴趣、职业转换和探索的心态报名了课程。这当然和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力发展了经济、小小改良了政治（？）却没有同步普及如何应对这现代化的巨大变革、如何守住自身稳定的精神内核有关，城市里的人们越发感到迷茫和不安，一场疫情又加重了大家的失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成为咨询师、想要接受咨询的，都是同样一群生活在大城市里、已经享有privilege、至少知道有咨询这回事、温饱之外有多余的精力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的群体。

我知道，这样的反思已经有故作姿态之嫌。

今天上午打车去妈妈家，一路近40分钟，滴滴司机一直在和我说他最近被盗刷诈骗以致于两张大额信用卡即将逾期的经历。他现在每天至少开15小时的车，每到21点可以提出开车赚来的钱时就赶紧还信用卡，还上了一部分就用取现功能提出钱来给车子加油。给银行打电话对方只把他的卡锁了但没有减免他的债务，用他自己的话说“诈骗和银行又没什么关系”、“银行只会让有钱的人分期”；报警后警察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想骗别人”，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又问“你是不是想和对方约炮”，得到“对方是男的”的回答后才开始公事公办地在系统里登记他的报案，还没忘记让他安装反诈App；他朋友不多，找朋友借钱不可能；父母快70岁还在干体力活，之前已经为他炒比特币大亏的钱伸过援手，他绝不会再向父母开口。

我听着前排的他一句接着一句蹦出来的话，一路都在想我可以怎么安慰他。途经一个路口，红绿灯时间很长，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挠了挠头，又说“我觉得自己话太多了”……我连忙说没事，让他继续。他说自己也没怎么和别人说过这些，总觉得男人不能老说这样的丧气话，我脑海里立马闪现“男性被压抑得不敢表达脆弱”的想法，又让自己赶紧先远离这些大理论，我问他说出来是不是好受些，他只是微微嗯了一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挺没用。他已经快吃不起饭了，更不可能去做咨询，即使接受了公益性质的免费咨询，咨询师能怎么帮助他呢？咨询师的共情理解、无条件积极接纳、把潜意识材料意识化、意义治疗、叙事疗法、在此时此地体验情绪等等诸多套路对他来说，能有什么价值呢？

我当然可以这样反驳自己的观点：助人工作有很多种，咨询只需要针对某类人群做好助人服务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群、其他问题，自然有其他助人方式，市场经济就是把不同资源分配给不同人群、解决不同问题的有效方式。没有人是上帝，能一次性帮助全世界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举的例子也不一定恰当，可能只是今天发生的这场对话正好和我最近在学习咨询的经历撞上了，才让我感受到如此深刻的无力。当他说出“我就差没有去做违法犯罪的事了，我真的做不到”时，他的眼神映在了他前方的后视镜里，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

车到达妈妈小区门口，下车前我祝他每天都有很多大单。我还有行李箱在后备箱里，他下车帮我拿，我终于看到了他的正脸，和只在后排看前排后视镜里的半张脸差别挺大。我和他说：“你开车还是要注意休息，万一出了什么事，心疼的还是你爸妈啊。”我能感受到，听到我提起他爸妈，他明显被触动了。他点了点头，转身上车。我也很快转身过马路，没有再往他开走的方向看一眼。

工作出差持续到第九天，行程卡已经不再显示“上海市”（最新名词“洗白”），酒店附近的大路小路来来回回走了好多遍，今早甚至在小公园里见到了上周见过的老爷爷。感觉日子过昏了头，翻看公众号文章，惊觉后天是七夕。豆瓣上有一篇我2016年七夕前后写的小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书评，竟然是那本书的条目里排名第一的评论，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收到网友点赞和收藏的通知。今天点开它又读了一遍，帮助我大致回想起已经记忆模糊的小说情节。重读当年写的最后一段话：

引用一位豆瓣用户TranquilSep的书评，“对激情的冲动，对迷离之爱的追求与渴望的表象之下，其实是作为一个人对自我的歇斯底里的追问和对身份近乎偏执的探索。男人和女人，都希冀通过爱情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突破与反叛，希冀通过爱与爱的对象来触及凭借一己之力所无法企及的生命的内核。而他们失望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身上可见与不可见的历史的守护与延续。每一个人，都自成为一个精密的世界。”书里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本质仍然是孤独，这一事实无法通过任何感情和关系改变，而本书或许确实更切合《伪装成爱情的独白》这一题目。

时隔六年，又是一年七夕，且正处在一段关系中，纵然是没啥仪式感的我，还是不免借此机会反思。如果说六年前读《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小王子》等小说最大的领悟是“人的本质是孤独”、“我爱你与你无关”这类已经被说烂了的话，那么现在的我更进一步，简直是在用实践不断验证，和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会让人回到自身。我在关系里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都是我身上同一类“议题”的反复呈现，想躲都躲不开：

自我价值感有多低、深感我不配、反复质疑自己获得的是否真实、强烈的嫉妒心唤起了类似的我想要忘掉的记忆、卡在从“我”到“我们”的路上、疏离与痴迷交替、不勇敢又很想赌一次、害怕失败但又隐隐觉得预期会自我实现。还有一些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情绪，并且为所有这些想法感到不齿，责怪自己的软弱。

一些可以选择结束的关系到这些“议题”呈现的一刻就会被我喊停，因为不想面对所以也注定面对“看吧果然很糟糕”的结果。然后就陷入循环里。但这次，理性和感性都在提醒我，喊停不是这些躲不开的“议题”的解决之道，关系中显现的问题还是要在关系中解决。

又回到Fleabag第2季里神父的话，“Love is awful”，一边是我知道这些awful的情绪需要我自己来处理，另一边我真的希望自己是《我的解放日志》里大姐琦贞勇敢直接的样子，也向往《爱的多重奏》里“以差异的观点来体验世界”的爱和“用爱把偶然的相遇固定在永恒尺度”的状态。这两边到底相隔多远？

以下讨论基于“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的前提，即抛开生育孩子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我以前觉得靠孩子来维系两个人的感情是一件挺悲哀的事，但从我的观察来看，爱情很难持续。所以，如果此刻相爱的人们全都选择不生孩子，下一刻爱淡去了就分开，各自寻找下一份爱，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混乱，这样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发展。 因之，才要先有婚姻来明确地定义和规范相爱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再让他们生育孩子来尽量确保维持这段关系。从理想的角度看，共同抚育一个或几个孩子会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但与之伴随而来的也是自我空间的缩小和责任义务的增加。只不过，在真正生育一个孩子之前，互相喜欢、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两个人很可能高估前者而低估后者。所以即使知道大概率会后悔，人们还是很难拒绝“已经沸腾的感情还可能再升华”的想象和诱惑。

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让我为另一个生命负责真的太难了。它会成为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怎么做，我和爱人组成的家庭对它产生的影响会非常深远并且难以消除，这样的重任我承担不起。现在我没有进步多少，事实上我依然觉得我承担不起，但每当我回望多年以前那个弱小无助、反复自问“为什么是我”的小人时，我都会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像咨询师说的那样，回过头去抱抱那时候的小人。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并且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决，这是我的命运。孩子也会有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如果我带给它的影响是负面的，那它只能接受，然后自己探索如何与自我和解（看吧我真的不太负责）。

我以前觉得世界糟糕得一塌糊涂，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几年还会越来越糟，地球快要因为人类的折腾而毁灭了。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创造出新的生命来受苦？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但如果上一段的逻辑成立，那么消极地看，孩子需要承受它所在的世界真的越变越糟的命运，积极地看，如果它愿意，它可以主动作出改变甚至推动变革，让世界变得不那么糟。

我以前觉得怀孕和生产的过程都非常可怕，对于body shame如此强烈的人来说，妊娠纹、盆底肌松弛、漏尿、变胖变丑、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这些都会让我抓狂。但难道不生孩子，这些就不会发生么？（好吧，盆底肌松弛和漏尿现象真的会好很多……）抗衰老是个伪命题，从出生开始，衰老和死亡的命运就是100% sure，aging is kind of a definition of being alive，对于不可逆转的变老变丑，我处在逐步接受的过程中（不接受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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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脑海里的两个声音这般打架并且最后yes I do一方胜出时，我就会非常害怕，害怕是荷尔蒙作祟让我改变以前的想法，就像哺乳期分泌的催产素让母亲更爱孩子一样。该死的进化论，该死的生物钟，都是为了把一个个女人推向母职的命运，都是为了保证族群的繁衍和安全。

所以，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真的不存在自由意志。或者说做出生孩子决定的女性，不可能分离出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我就是想生”的独立变量。哪怕自我强大到有能力拒绝周遭环境、父母配偶的压力，你也不可能抵抗生物时钟。那是你自己的身体啊，理智想做或者不想做的事全都要靠身体去实现，所以身体和理智打架，理智大概率要输。

长篇小说《斑马》里的苏昂原本不打算生孩子，但意外怀孕后流产、再次流产、第三次流产，从“不想”到“不能”，因为“不能”而“更想”，于是来到泰国做带PGS技术的IVF，她遇到了另一位也来泰国求子的记者艾伦，和苏昂的纠结相比，艾伦虽然没有丈夫，但却从始至终都无比坚定地想要孩子。小说最后有一段她俩的对话，略微减轻了我对于“没有自由意志”这件事的沮丧：

“但是艾伦，你是怎样做到如此确定的呢？”她在笑声的余波里问出一直困扰她的问题，“难道你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吗？”

“为什么要质疑？”艾伦的表情很诧异，“我的生物钟响了，就像烤箱的定时器响了一样。”

“我的意思是，那种渴望真的是自由意志吗？感觉上就好像我们是被什么身外之物推着走一样……”自然以一种剥夺的方式唤醒了她体内本可以一直沉睡下去的本能，那种残忍对她来说无异于外力作用。

“生物性的本能并不是什么身外之物。”

她摇摇头，停了一下才说：“想想看，一旦子宫里植入另一个生命，你的身体就开始变成工具，而你作为一个人的情感、欲望和社会角色又与母职完全不兼容。就像大多数女性会为了做一个好妈妈而’自愿’放弃自己其他的属性和价值，你可以说那是一种本能，但它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呢？”艾伦用文件夹扇着风，语气略微有些不耐烦，“选择不生孩子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我只是觉得困惑……生孩子是我的欲望和本能，当妈妈又没法保有自我。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真正客观的、摆脱了外界包括经验和情感的判断，因为——”

“因为你不信任你的经验和情感，你认为只有纯粹的理性才是自由，”艾伦打断她，语气带着点调侃，“啊哈，没想到你是康德的粉丝。”

她仍难以相信她们在讨论“纯粹理性”这类词语，却不得不承认艾伦的总结相当到位。

“苏，我猜你从小就是好学生，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高，对不对？”

她苦笑着，没有否认。

“而且很少有人告诉你，你已经尽力了，已经做得够好了，就算没得到预期的结果也不是你的错，”艾伦不无同情地盯着她看，“久而久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已经够好了，你的心里永远有个小人在喋喋不休地指出你的错误。”

苏昂的眼睛忽然变得滚烫，她迅速别过脸去，避开艾伦的注视。

“或许程度不同，”艾伦说，“但这其实是我们女性的共性。我们心里都有这个小人，我们实在太擅长自我反思——一边反思针对女性的身材羞辱，一边反思自己饮食健身没有自控力；一边反思被神圣化的母职，一边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母亲一样尽职尽责毫无怨言；一边反思自己不孕不育的原因，一边还要反思生育本能是否违背理性……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自我反思女性太善于自我反思这件事。天啊，难怪我们活得这么累！”

但它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艾伦继续解释道，强大的反思能力，再加上女性的不自洽——比如，不像男性那样有一个稳定清晰又符合主流的性别认知——使得女性更倾向于相信事物变化的无穷可能，相信存在优先于定义，相信人有重塑自我的潜力。于是也不容易陷入男人身上常见的那种理性的自负，那种想要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不确定性的妄念。当然，我并不是说康德的理性不好——恰恰是因为很好，才更要警惕对它的滥用……

“生育前深思熟虑当然值得鼓励，但你永远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她摇摇头，“相信我，稀里糊涂就生了孩子的人有可能是好父母，最聪明理性做好了一切准备的人也有可能是坏父母。你不能被纸面上那些轻飘飘的哲学概念绑架，被它们带上了天，脱离了现实，失去了作为大地上真实的人的感受力……”

“你需要做的是感受你的感受，而不是什么都想分析和反思——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应该’之外的感受，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所谓‘客观’或‘正确’的生育理由……”

“那你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呢？”苏昂打断她，“是什么令你如此执着？拜托，我们是IVF患者，不可能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艾伦看向一旁，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因为我知道我真正恐惧的是虚无而不是痛苦。”

这话本身就有些“虚无”。奇怪的是，苏昂觉得自己听懂了。

“而且我也相信我会成为合格的母亲，”她说，“这两点足够支撑我做出决定——至少对我来说足够了。”她的语调昂扬起来，像是从自己的话语中重新汲取了力量，也急于把这种力量传递给她困惑的盟友，“没错，有了孩子以后，你可能会手忙脚乱，生活变得一团糟，也有可能真心喜欢上了这个新角色，甚至反而被它激发出创造力，或是比以前强大一百倍……一切皆有可能，但你不能只因害怕犯错就放弃尝试。我的意思是，你的直觉和本能也是很宝贵、很自然的东西——好吧，自然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但它也包含着一种可能远比理性更深刻的智慧。如果你对一个选择想得太多，它必然会出错。过分相信自由意志的人会把人生变成一个不断制造懊悔、内疚和焦虑的工厂，而不是一个充满神秘与惊喜的宇宙。为什么不能勇敢地去感受变化的神秘呢？难道你认为没有生就没有死，不去爱就不会受伤害，不生孩子就不会丧失自我，什么都不做就不会失败？”

在长篇大论之后的沉默中，苏昂不知道自己是豁然开朗，还是变得更困惑了。

“如果我后悔了呢？”她喃喃道，“如果我发现自己不爱孩子，或者就是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妈妈呢？”

艾伦佯装恼怒地翻了个白眼，抹去额上的汗珠。“后悔就后悔吧！后悔也是你的自由意志——”她仿佛想到什么似的笑了起来，“嘿，那才是应该好好运用你那该死的‘纯粹理性’的时候啊！用理性去承担责任，努力把孩子养到18岁——听起来也不是世界末日，对不对？”

傅真《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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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对以上讨论的大前提的补充。虽然可以抛开生育孩子的金钱成本，但却无法抛开这个看起来鼓励生育的社会对于母亲并不友好的现实，尤其是当生出的孩子有50%的可能是女性，是和我一样需要面对父权社会显性隐性压迫的女性时，我很难不去思考她的将来（话说回来，即使是另外50%的可能，男性一样受到父权制的压迫）。我知道它会经历和我类似的痛苦，但我也希望它面对的是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社会。怀着这样的希望，我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多一些力量，就像《应得的权利》最后一章作者写给未出生的女儿的话：

我仍然难以想象，一个可以让女性大胆要求获得她们应得权利的世界，更不要说想象一个他们的确能够获得应得权利的世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也许永远没有尽头。但是，为了她，我可以说一句：我绝不退缩。

Kate Manne. Entitled: How Male Priviliege Hurts Women. 中文译作《应得的权利》

我现在做着一份缺少成就感的工作。以前不是。以前是做项目，需要和客户觥筹交错，和监管软磨硬泡，很累，但项目做成一个是一个，实打实的，在一个具体的日子，有资金投放出去。因为每年做成的项目并不多，所以哪一天给哪一家企业多少钱，所有细节我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各种汇报和年终总结时摆出那些数据，无需多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质疑我和我的团队的努力。

现在变成盯着投出去的钱按时收回来。收回来是应该的，是对放出去时风险预判能力的认可，和我无关。收不回来我会被扣分，但也只是被扣分而已，所有同事都知道，能否收回和收回多少，都和我的主观努力毫无关系，我没有左右事情发展方向的能力。

今天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它是我在上家公司做的最后一个项目的合作方。经过两年的谈判，它终于收购完成了另一家由同事和我推荐的企业。当时我们很想和这家上市公司合作，我们知道它只对收购同行业公司股权更感兴趣，而我们只能做债权性投资（俗称放贷），于是为了让它同意向我们借钱，我们向它推荐了符合它需求的收购标的。虽然没有明着捆绑销售，但确实是一份人情上的你来我往，最后我们之间的合作更早达成。后来我们侧面了解到这笔股权收购并不顺利，再然后我就离职了，没有再继续跟进这件事。

上午闲来无事，似有一股推力，让我在Wind上搜索了这家上市公司，然后就看到了它一周前的公告。公告上的每个字都带着回声，好像一部电影里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唤醒我的演员，哪怕我心知肚明自己最多只是个红娘，经我介绍的夫妻终于结婚的那天我还是得意得一塌糊涂。

只是得意之后细想，这对夫妻恋爱时的错综纠葛，我既没有旁观，更没有参与，为什么还会有这般想和它发生关联、想让人知道它的缘起是我的功劳的冲动呢？

部门最近有一位同事离职，临走请大家吃饭，对另一位同事发出感慨：“我真的非常欣赏你做那些糟心的违约处置工作时非常细心但也不带任何感情的态度，感觉完全不会受影响。”在场所有人纷纷点头。

所有职场宝典都会提到情绪管理：要就事论事、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甚至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自认在现在这份工作中，几乎做到了不带情绪，我以为是自己更成熟了，但今时今日，回想起上一份工作自己因项目放款或被否而激动和难过，为每一个项目吃过多少顿饭、出过多少次差、加过多少次班，全都历历在目。路过我们的资金投向的具体基础设施项目时，还会有种自豪感，恍若这长江大桥、那高速公路、这轨道交通、那产业园区都真的是我一砖一瓦造起来的一样。

关心则乱，我知道过去是我投入了太多感情，不仅是为工作目标能达成，也是为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做了一些看起来真正有意义的事，更是为自己肉眼可见的进步。

也许，我想要的不是情绪管理到位，更不是对每天白天在做的事毫无热情。恰恰相反，我想要做能随其悲喜的事。

封城日记写了六十多天，一开始纯粹是想随意记录，后来发现可以舒缓情绪，再后来更是变成了对抗遗忘的方式。但我也知道，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遗忘的力量都如此强大，虽然两大篇日记留在了这个没有被404的网站上，但目前我还没有点开从头到尾重读过一遍。

数着日子过的生活戛然而止，今天距离上海发布突然公告“6月1日起，全市将进入第三阶段，即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已过去二十日有余。疫情防控发布会从上午10点改到了下午5点，我也回到了每天跨越黄浦江通勤的状态，3月14日从陆家嘴的大楼逃离时没有带走的几颗苹果已经长了小虫，工作到下午容易犯困，花了五天时间重新适应8点20前出门、18点下班的节奏。苏州河边随处可见散步的老夫妻、扔飞盘的年轻人、铺着垫子野餐顺便晒太阳的外国人，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那两个多月成了统计研究中的outlier，样本分析前应当先修正、剔除，甚至替换的outlier，月历往后翻两页，千言万语简化成一句“啊别再提了”。

但生活没有正常，荒谬没有停止。

大部分餐厅没有恢复堂食，除了以下三种特例：一是餐桌外摆，大多为沿街店铺；二是商家使用打包盒和一次性餐具，但顾客并不带走，而是在餐厅附近找几个桌椅自己吃，大多为商场内餐厅，因其为顾客自主行为（虽然常常是商家给顾客指路），商场保安无法以此来责怪商家；三是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可以正常堂食的餐厅，因其稀罕而人多到需要排队或者提前预定，比如一周前我们邻居小群第一次五人齐聚的海鲜黄牛馆，离家近，步行可达，分量足，适合聚餐，也就成了二十多天来我唯一一次堂食的店。在一间包房里，我们的第一顿海鲜吃得极为满足，第二顿烧烤也让隔壁的烧烤商家烤完直接送进我们包房，两顿吃饱后走回小区，沿途看到家旁边的绿地有一只小黑猫，很瘦。正好我们打包了没吃完的肉，倒出一些在树下台阶上，生怕小猫对人群恐惧，就远远走开了，回头看到小猫开吃，没欢喜多久，就看到小区门口又有大白，一问才知，小区一栋楼因有密接又封了，此时距离这栋楼解封也就过了不到12个小时。

装修复工以后，我去过几次工地，静安寺商圈的沿街店铺空了很多，“旺铺招租”的牌子随处可见，工作中碰到的企业客户债务违约、付不出利息、还不起本金的糟心事也越来越多，时不时就需要向上汇报风险资产情况。以往穿梭在上海街头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随意walk in一家小店，最方便的一件事则是需要时进入任何一家商场，上到二楼直奔洗手间，然后出商场。现在，去哪里都要扫码。小区门口、地铁站门口、商场门口、公司门口，杵着的准备提醒你扫码的人数一定大于当时通过那道门的人数。甚至，刚解封的几天，小区门口五个人站着还嫌不够，另有一个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报“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语速快，语气僵硬，听得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在我去门口大海捞针一般找快递时，更是厌烦。

和“扫码”有关的还有“赋码”。上海发布发过若干条和“赋码”有关的通知，XXX的人赋红码，XXX的人赋黄码。第一次读到就心生对“赋”这个动词的厌恶。带着一股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权威，上位者只要愿意，可以随意制定“赋码”的规则，甚至也可像郑州一样，根本不按规则办事，滥用权力给村镇银行储户 “赋红码”。

绿码是检疫合格，但只有72小时有效期，算好时间再次检疫，才能保证自己是安全的。在此之上，部分街道、部分行业，可能突然通知需要24小时核酸，比如我，从这周开始每天做一次核酸，为了保证自己每时每刻都是“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昨天是第一天，我甚至有了一天两次核酸的记录，比封在家里时的检测频率更高。前天晚上的通知覆盖了昨天今天，今天又通知明天后天，一天天地往后延，不知道何日是尽头。

6月8日，浙江省发布了关于上海来浙返浙的新政，区分了上海的三类地区，之后每天随着上海中高风险地区的变化动态更新三类地区名单。我激动地以为可以去杭州了，但突然我们街道又有了新增因此成了三类地区中适用“7+7”的那类，突然又看到杭州的新增是从上海过去的，继而又听同事说身边人高铁到达杭州后直接被遣返的例子，再然后另一位原本618要去临安参加婚礼的同事也被新郎告知“算了，我问过居委了，你还是别来了”。再一次确认，街道和居委的话总是比市政府、省政府的指示管用。

… …

昨天中午去工地盯装修，中途等人的间隙离开房子，在楼下沿街的咖啡厅点了今年第一杯dirty，不到1点，附近的上班族还在午餐，没到餐后咖啡时间。小店铺本来就不存在堂食的选项，我扫完场所码和付款码，拿着一杯没有杯盖、需要马上喝完的dirty，站在树荫下，面对着小马路，许多外卖骑手从我眼前飞驰而过。只有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爱这座城市，甚至比以前更爱。

今年单读的春季刊物是《去公园和野外》，下单时上海处在封控前夜，闷在家里的两个多月一直在想象“去公园和野外”的感受，终于收到书时已经可以出门，可以去看苏州河边的绣球花和酢浆草，但终归是城市里的绿色，不是未经雕琢的自然。书里有一篇纪念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创始人费林盖蒂的文章，文章的最后，作者重回这家书店，“头顶上是费林盖蒂在湾区所点亮的灯光，这样其他人就能看清楚我们把世界搞成了什么鬼样子——同时，幸运的话，也能看清楚怎样才能将它重新修好”。

问题是，我们能足够幸运么？

打完BC洗完澡发现耳针掉了，但只掉了一根，和上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今天没在地板上找到它，大概率是找不回来了。

因为一直害怕打耳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用耳夹代替耳钉耳针，我买了许多便宜好看的耳夹，无需耳洞就可以佩戴，还可以每天换，虽然有些款式戴了半天就会把耳朵夹得微痛，但大部分还是可以坚持戴上一整个白天。直到2020年十一假期，我下了决心 / 狠心在北京一家饶有名气的店打了耳洞，那几天里我还染了头发、补了眉毛，不知是否因知晓自己快要提出离职、快要离开北京，才有这一键三连试图做些身体上的改变的举动。

打完耳洞，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当天下午就去上Hank教练的BC课和BP课二连，两个小时的运动出了不少汗，回家洗澡也没有避开耳朵上的伤口。之后，我很听话地一直在耳洞里插着银针，伤口也没有发炎。就这样过了半年，回到上海后，耳朵突然开始发痒，我把银针取下，往伤口上擦了些酒精，然后发现，我无法再把银针插回去了……

我知道我是害怕自己插的方向不对，害怕戳出更大的伤口，所以不敢下手。于是我就去了那家北京店的上海分店（是的，这样小的生意竟然是个在不同城市都有几家的连锁店），让师傅帮我把银针戴上。再后来，类似的事又发生了一次，我还是跑到了店里找师傅帮忙，只不过这次我是自带镶着碎钻的银针，取代了更普通的银针。

就这样，从打完耳洞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戴过除了银针以外的耳饰。过去买的花花绿绿的耳夹，都被我丢弃在了首饰袋里，再也没拿出来过。说实话，我至今没有勇气（可能也没有技术）自己戴上任何一款耳钉或是耳坠，甚至觉得它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装饰物的作用，耳洞里插着的两根细细的针纯粹是为了防止耳洞重新长上。

今天，一半的它掉了。从传统的装饰物对称美学的角度来看，还留着的另一半，可能也没用了。但如果还是只把它看成“防止耳洞重新长上”的针，继续插着的耳针，至少还能发挥50%的作用。至于掉了的一半，我需要再找些别的东西填上。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把没掉的另一半也摘了，静静等待两边耳洞都长回去，然后想要时就继续戴上久违的耳夹，不想要时就啥也不戴。

“啥也不戴”。这让我想起年初装修刚开始时，粉尘过敏导致脖子发红，从医院回来先吃药抹药，然后果断把戴了好多年的项链摘了，之后就一直没有重新戴上。

作为一个懒人+运动多的人，我对于任何首饰的要求是：不要影响我锻炼，出汗、洗澡、睡觉、举铁、做家务我都不摘的，所以造型要简单但不能是易氧化材质。我很喜欢那根项链，它是当时的男朋友照着我喜欢的造型画图设计并且找厂家做的（他有一些这方面的资源），浪漫化的想象是它独一无二，但我一直戴着它的原因一是确实喜欢那造型，二是它一再提醒我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所以秉持实用观点的我即使和那位男朋友分手了好几年都没有摘下这根项链。直到今年。

“一直戴着”，是因为习惯，而“不戴了”，竟是因为这样那样无法预估的理由。

从昨晚到现在，从旁观一场已经演变为争吵的讨论变成参与其中并且跟着生气和流泪，我不断地在思考这个无解的问题。讨论发生在一个没有被我折叠的200人以上微信群里，which means我会定期看这个群里的发言，它真的已经是难得的、群友会认真讨论一个问题的地方了，指出这个背景很重要。起因是唐山事件，昨天白天讨论的焦点是“女性天生的生理弱势”以及“如果真的碰到类似的事该如何自救和救人”，但昨晚一位男性群友说出了自己曾被女导游骚扰的经历，感受是“无语到抓狂”。然后就有女性群友指出，男性被女性骚扰和女性被男性骚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男性会害怕自己被强奸么？男性被骚扰后的“抓狂”和女性被骚扰后的“恐惧”可以类比么？

进而延伸出，如果不能完全地“共情”，是否就不能表达？对此，男群友的答案是“否”，女群友的观点是，在唐山打人这件事上，男性不可能真正共情，此时就该闭嘴，无需站出来强调自己“温和的女权主义”的立场，“这种事不是男的表达自我的契机”。

今早我睡醒爬楼，经过许多岔开子话题的讨论，主题已延伸到了“从战术角度，女权主义者是否该争取所谓温和女权的男性的支持”。

一方面，我认同这个话题需要掰开来battle，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制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推翻的，女权主义者想要的“胜利”（虽然这个词本身就很父权）是真正的平等，但在生理条件客观限制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这场长期的“斗争”需要考虑战术、考虑策略。读了几本女权的书、有些许性别意识、爹味没那么重的男性，此时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共情的程度不够，也不是最实际的行动，但比起毫无共情，它还是导向实际行动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我越来越警惕“温和女权”这个词，在女权主义者面前表达观点前先亮明自己的身份，暗含“我这样已经很难得了，我应该是你们潜在的争取对象”，这种态度本身就非常自大（虽然他们说出这些话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暂且不说争取到这样一个“温和的你”对女权主义的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于“你们应该对我多一些肯定，不然你们就失去我了”的威胁，我不买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妈以前对我的有毒教导之一是，以后结了婚即使丈夫洗碗洗得不干净、做饭做得不好吃、带娃把尿布穿反，也要鼓励他、称赞他，不然他就更加什么都不做了。BUT凭什么呢？结婚是我求着丈夫结的么？生娃是我把套戳破了求着生的么？为什么妻子和妈妈做得再好都是理所当然，丈夫和爸爸一点点的参与就值得戴上小红花？所以，和“温和女权男”相比，我希望看到的女权男是：即使在我们骂男性骂得最难听的时候也不会自动代入觉得不适，而我希望自己成为的女权女是：无需在打拳时还要小心翼翼照顾别人（尤其是被我们打到的男性）的情绪，这两个希望大概是统一的。

但是，即便如此，回到日常生活中，女权主义者还是要和具体的人发生联系，女权主义者也可以谈恋爱结婚，也可以在自愿而非被迫的情况下生子。群里的讨论有夫妻站在不同立场，也有一人讲述自己和队友battle的经历。这样的吵架虽然让我生气流泪，一天的能量基本耗尽，但恐怕还是必要并且需要持续的，不一定是（顺性别）女性与（顺性别）男性的吵架，还可能是我自己内心两个声音的吵架，一个声音是多年父权制规训养成的本能，另一个是自我教育带来的对第一种声音的识别和警惕。如果用文学的语言描述这种挣扎，就是昨天终于收到的《偶然的创造》里费兰特写的：

如果仔细想想，比如在女人的生活中，我们会通过一些纯粹的庆典，来告别一些重要的身份蜕变，但内心深处总会经历一种无声的痛苦。就我所知，我们很少谈及这种痛苦。从幼年开始，我们的母亲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脱掉它，穿上更适合斗争的衣服。尽管这是一种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但我们还是会感到痛苦。我们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因为毕竟我们曾经以为，那是属于我们的皮肤。我们要摆脱原本的自己，有些东西还会挣扎，想要继续下去。我们进入一种始料不及的生活，一定会有所担忧，怕自己会不适应。解脱之后的愉悦会占上风，但快乐的麻醉作用，不会抹去真实存在的伤口。

费兰特《一刀两断》摘自《偶然的创造》

写完这些，我的沮丧没有停止。可能永远也不会停止。女权主义就是很难，改变一个强者统治弱者的社会结构就是很难。需要不断反思，无论男女，都可以对照《写给所有觉得自己被无差别攻击而在苦恼的男性（特别是顺性别直男）朋友》一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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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补：上周读到时是图片格式，第一反应是先保存图片。今天点开看上文已被举报，在404文库里找到了网友的留存，本来只想改个文章链接，想了想还是摘录在此，即使不想读的人本也不会读。

1．如果你确实在困惑和苦恼，诚挚建议你看完，也可以随时找我聊天。如果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或者很在乎自己的面子，那我建议你起码承认自己有个妈。

2．攻击所有男性的言论是不利于互相理解的，但是各位女性朋友在使用一个“男性”的称呼的时候，往往并不是想无差别的攻击自己身边所有的男性，而是对自己在过去二十多年生活中忍受的恐惧和苦恼的宣泄。

3．你苦恼是因为，好像突然之间，因为你是男的，你就要承担新的公共责任。但是，责任的产生是因为特权造成的伤害需要被弥补，你真的需要意识到你一生中因为你是顺性别直男而拥有的特权。举个例子，我的特权是什么？作为一个中产往上出身的中国女性，我不是底层女性，我有开明的高知父母，我不会在出生时因为延续不了香火被流掉，我不需要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可以追求我想要的人生，我不用担心和父母出柜或讨论政治，我现在坐在大洋彼岸不用和你们一起隔离，这都是我的特权。哪怕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特权都在那里，因为你的信仰并不会消弭你的特权。

4．你还是很苦恼，因为你并不觉得你自己拥有特权，反而处于高经济地位的女性看似在剥夺你的话语权。那么：

4.1 你的敌人是高阶层的女性吗？为什么你不攻击高阶层的男性？是因为你不敢吗？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反而敢攻击高阶层的女性？

4.2 你同等阶层的女性享有比你更多的权利吗？她们承担比你更多的苦恼吗？

4.3 你家中的女性亲属是否为你牺牲过个人的成长空间？你家中的男性亲属是否为你牺牲过个人的成长空间？你家庭的性别结构是怎样的？

5．我一直以一种打破二元性别、有领导力和号召力的形象示人，所以这一条我想陈述一些我依然会体验，而男性不会体验到的东西：

5.1 无论我出身于怎样的家庭环境，我依然从小被教导作为”女孩子“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包括但不限于尾随跟踪、性暴力、针对女性的绑架和拐卖，这些是男性难以体验到，但起码可以尝试想象的，贯彻我整个人生的存在，因为当我的阴道、我的子宫可以明码标价的时候，我的出身很难起到任何作用。我小学的时候也在公交车上被男人触摸过，而我已经是一个基本没有经历过性骚扰的案例。

5.2 虽然我已经享有很多的特权，我的家庭很少对我进行性别规训，但我依然要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忍受来自社会的性别规训，比如高中老师问我“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懒”（我确实很懒，望周知），比如，在一段时间内，做出和男性同等性质的举动我会被认为是“装逼”“出风头”，而男性寻求领导力不会受到这样的指责。

5.3 遗精比血迹更难洗吗？我花费很多时间和我的身体和解，因为我严重痛经，还经常弄脏床单和衣物，所以我曾经厌恶自己女性的生殖结构，男性难以体验的是，难以控制的疼痛、无法控制的流血所带来的各种心理压迫和日常生活中的不适。而在其中我依然拥有特权，因为我不用担心没钱买卫生棉条，对于月经杯、卫生棉条和止痛药，我没有知识、观念和经济的壁垒，而这个世界上买不起卫生巾的女性大有人在。

6．当然了，为了强调父权制同时也伤害男性，陈述部分你们会体验的东西：

6.1 不被鼓励表露情感，不能处于弱势地位，所谓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之类的有毒言论。这种压制男性情感的社会教育促成了很多男性共情能力的丧失，也是部分男性无法和女性甚至所有弱势群体共情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说“有毒的男性气质”，因为它不仅假设女性只能感性，通过宣传女性不够理性来贬低女性，还强迫男性必须要抑制自己的感情，保持所谓的理性和优越。

6.2 必须要满足经济条件等各种竞争优势。男性必须要更优越，比女方有更高的学历、更高的收入，要支撑家庭的收入结构，女孩子少读点书少挣点钱也可以，这种结构不仅希望迫使女性永远属于从属的地位，把精力放在打扮自己、取悦男性、生育和抚养之中，也并不在乎男性个体在无意义的竞争中有多痛苦。

6.3 消费主义宣传男方应该给女方买钻石、买礼物等，在加剧男性的经济和人际负担的同时，剥夺女性的独立自主性。如果你也苦恼于这些消费主义宣传的话，请想一想：

你应该怪罪的是被这种宣传洗脑的女性，还是制造这种宣传的群体？为什么这种“男性花钱，女性当花瓶”的宣传机制会持续存在？这其中的女性个体和女性群体真的在受益吗？

7．你还是迷惑，因为你不理解为什么暴力犯罪是性别化的，那么：

7.1 因为性骚扰未果而殴打女性，性骚扰是否是性别化的？

7.2 性别是否影响施暴者施暴的难度和概率？在唐山事件中，就算犯罪者同桌的女性冲上前去，犯罪者的第一反应也是施暴不是吗？

7.3 你见过一桌女性因为性骚扰男性未果而群殴这桌男性吗？你能想象吗？

7.4 经济下行造成犯罪率上升，和犯罪是性别化的是否冲突？扫黑除恶和犯罪是性别化的是否冲突？7.5“性别框架叙事能否打击犯罪”，和“结构性的性别犯罪是否存在”，是否是两个不同的议题？

7.6 你是否了解厌女？你是否了解因为厌女而进行的杀戮？你如何看待杀妻？

8．你还是有点不舒服，因为几年前性别议题还没有受到这么热烈的讨论：

8.1 清朝官员和蓄奴庄园主也曾经很不舒服

8.2 在各种讨论中，女性不一定是对的，你也不一定是错的，但很多时候，你有更大概率是没有反思过自己的特权的那一个，也是有更大概率体会不了各种恐惧的那一个

8.3 任何社会浪潮中都有恰烂钱的，但你似乎没有因为爱国商业化而叛国（如已叛国可联系我，我举报后可五五分）；任何思潮中都鱼龙混杂，如果你想反对新自由主义，别装了，照照镜子，你根本丕是真的社会主义者，你就只是不舒服；如果你真的是社会主义者，不要用反对新自由主义做借口，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女性马克思主义

9．你真的没有当过加害者吗？

9.1 首先我要承认我是加害者，以免你们觉得只有自己不舒服。因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只要我享有特权就意味着有人受到剥削，而且我迄今无法放弃，说实话也不想放弃我从小到大养成的一些消费和娱乐习惯。

9.2 你曾经做出过性别歧视行为或对性别歧视行为视而不见吗？你曾经因为不想破坏自己和男性好友的关系而任由他们发表这样的言论吗？你有没有嘲笑过女同学的月经和卫生巾？

9.3 你的成长建立在你女性家庭成员多大的牺牲之上？你在家族中是否比你同辈的姐姐妹妹更受重视？为什么？你有没有和你的妈妈探讨过她有怎样的理想、生活与痛苦？

9.4 要达到你如今拥有的一些世俗成就，同样家庭出身的女性是否要付出比你更多的努力？

《写给所有觉得自己被无差别攻击而在苦恼的男性（特别是顺性别直男）朋友》L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