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每日书：照相

虽然和在上海美国学校教书的大哥只有一个晚上的交流，但也让我对国际学校教师的工作有了些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在浦东和浦西各有一个校区，但和上海的其他国际学校一样，地理位置相对都比较偏远。校领导可能特别喜欢8这个数字，所有的课程循环都以8为一个周期，比如课表8天为一周期，每天的课又是8节一个循环（大哥是这么跟我们介绍的，但具体怎么运行其实我也没搞懂）。大哥来美国学校一个多月，还没找到任何一种日程表可以实现这种8-8的循环提醒功能。

美国学校的学生都是外籍，但不一定都是外国人。不过即使是华裔，家长和孩子也从来不讲中文。大哥目前带的班级年龄大概在11-12岁。第一节课上，他提到一个问题，上海和北京的地铁有什么不同，其实他是想说北京地铁的每个出站口都以字母为标识，上海则是数字，但一个问题抛出去，台下鸦雀无声，他才意识到，这里的孩子从来没有坐过地铁。

大哥教英语和Humanity两门课。英语课上，学生的reading list里是8本书，大哥说他自己只听说过一两本，一本都没读过，所以备课的过程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文本。我当下立刻好奇地问他哪些书，果然，我一本都没听说过。比起有reading list的英语课，Humanity就更加难教了。听大哥的解释，我感觉这比较像国内说的通识课，但每年都围绕一个大主题，大哥带的班级今年的主题是identity，所以就需要在这个主题下讲授各种相关的内容。大哥还是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在班级的日常生活管理中也要把identity充分融入其中。没有教材，全靠老师自己设计教学方案。大哥说这些孩子的identity有时非常可爱，比如一个叫Candy的女孩说自己不想被称呼为Candy，大哥就问她那你是要改官方名字么（每个学生入学登记时有一个官方名字，其实就是护照上的名字），女孩回答不是，我只是这个学期想叫Candice，下个学期想再换一个……还有一些孩子，很酷，很爱challenge老师，路上见到老师也可能完全不理，大哥对这点是无法适应的，我说可能有些孩子处在这个年龄段，自我意识太强了，需要让他们认识到，identity不仅包括自己的，也包括认同并尊重他人的identity，大哥点头。

关于identity，教学中一定会触及的就是LGBTQ（甚至LGBTQ+、LGBTQIA等等）。大哥说的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每个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在邮件的签名中都会有一句Prefer to be called …，这个省略号可能是he, she, they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代词，大哥刚去时写的是he，他说自己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有they这样的称呼，觉得又一次刷新了认识。

原则上学生的任何一项作业或测试都不能”排名“，但是总还是要有反馈呀，反馈的结果就有4种：Exceeding，Meeting, Approaching, Beginning。这么说出来，其实大家都能看出这样的评价还是有序列性的，只是大哥作为老师，必须极其注意自己在反馈中的用词。即便如此，学生因为这些评价直接找到校长的事例还是时有发生，让大哥有些无奈。

通过这次和大哥的交流，我意识到两点：

• 教育的阶级区隔真的越来越大；
• 如何在实现教学目标的同时，尊重学生多样化的发展，真是一个千古难题。

Sophie是我在北京法盟认识的同学，从A1.1开始我们就一直同班，至今也有三年多了。上周末她来上海玩，这三天里她的行程如下：

周五上午10点落地虹桥，先去静安寺附近的酒店办理入住，然后在附近的商场吃了个法国煎饼，过了三站地铁以后突然想起来没有付钱，但已经上了地铁就先去往下一站。她的下一站就是刚开没多久的浦东美术馆，目前在展的是来自泰特的光主题展、蔡国强的好几个主题拼起来的超大展以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胡安米罗的女人小鸟星星展。她之前在伦敦留学，这次主要是为了泰特来的。按照我上次去浦东美术馆的经验，单单一个光的主题展已经信息量巨大，看完这一个就会感到overwhelmed，所以我虽然买了100块的单日票，但其实看完光就离开了，准备下次再花100块去认真看蔡国强和胡安米罗。但她作为游客，只能逼自己继续认真地看了蔡国强，这两个结束以后米罗真的只能扫几眼了。

周五晚上我们约了吃饭，她还叫上了她在伦敦的校友，也是一位刚从北京搬到上海的大哥。这位大哥的经历挺神奇，之前在北京某中学教人类学，现在在上海最有名的国际学校——上海美国学校（就叫这名字，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教Humanity。因为美国中学的浦东校区靠近浦东机场，他就住在机场附近，无论我们约在哪里吃饭对他来说都是长途，所以我在众多餐厅里推荐了一家离地铁站不远的意大利小馆。我们的晚餐pizza既有圆形的，也有那不勒斯款饺子型，吃得很欢乐。结束以后，又沿着周边的小路走了近一小时，最后到达静安寺地铁站，Sophie和他都方便返回，而我就一路骑车回家了。

周六Sophie没有上我们的法语课，而是提前买好Pain Chaud的无花果大面包，赶在开馆第一波去PSA看树树，巧合的是她这次带在身边的书是《The Hidden Life of Trees》，看完展览以后她第一时间告诉我对这场展览的喜欢，不约而同地和我一样买了关于树木24种结构的明信片，准备回北京以后带给她的室友，也是我们法语班上的同学Stella一份。树树和丁丁漫画展同时都在PSA展出，所以她也顺便看了丁丁。然后就赶去西岸看了早就买好早鸟票但因为疫情一直没去的康定斯基特展，晚上去往我推荐的鳗鱼饭专门店吃了一顿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回到了周五没有来得及付钱的煎饼店，付了钱。用她的话说，对于“道歉”和“买单”主题的法语口语已经很够用了。

周日上午她在酒店附近的安福路散步，同时想尝尝两家南辕北辙的店，所以就都叫了外卖到酒店。正好这两家店我也都去过一次，分别是Fumi Coffee和周末在现场肯定要排长队的Boom Boom Bagel，整理完行李后在酒店寄存，又去武康路上找了家咖啡厅看了会儿手头的书。当时我正在去钢管舞教室的路上，她发给我书里两段讲述啄木鸟如何筑巢的段落，特别可爱。同样是法语班同学的作家朋友Jie今年离开中国前来上海去了趟犹太难民纪念馆，非常喜欢，推荐给了Sophie，于是周日下午她就去了那里，最后回到酒店拿上行李，赶在台风几场大雨的间歇，也就是昨晚，顺利起飞回到了北京（结果落地北京看窗外也在下雨，还以为是飞了一圈回到了原地）。

离开上海前，她再次和我说J’ai vraiment profité de la ville（充分享受了这座城市），我回顾了一下她的行程，感觉她这个周末的密度可能赶得上我一个月，她回复在北京两个月都不一定有这密度。北京的交通成本确实高于上海，她这次去往的地方虽然很多，但基本都在一个小圈内，无论是骑车、公交还是地铁都很方便，最近也正好是各大展览汇聚的时节，所以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全都赶上。我也想到自己还在北京时，有一年也是挑了一个周末回到上海密集地看了当时在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和昊美术馆展出的三个大展。类似的行程虽然不免因为信息量过大而有些疲惫，但游客或者说过客的身份不就意味着生活密度的增加么？

其实这是一篇流水账，写下来只是因为觉得这样的周末行程值得记录，同时也是和自己再强调一遍，还是要生活啊。Sophie是一名非诉律师，日常工作很忙，但她和我一样每周至少抽出将近一天的时间上了三年多的法语课，一直在练瑜伽（在我看来是真正的，需要每天早起的练，之前还跟着老师一起去柬埔寨专门的瑜伽练习营）。我们对于一些展览和业余活动有相似的爱好，所以日常交流不少，今年她已经来上海好几次了，每次她来我们都能有一段深入的交流，我很珍惜和她的交往。

上周末赶着PSA上午开门的第一波看了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树，树”展览，配合着博物志一期3个多小时的“祖师爷级别”导览看完，这几天又在基金会新开通的B站上看了所有有关的视频，实在太喜欢了，忍不住记下几点有趣的发现：

1、2019年在法国展出时，名字为“Nous, les arbres”，直译成中文是“我们，树”。可是在中文语境里的“我们”和法语语境中的“Nous”并不完全一致，Nous的第一人称意味更丰富，所以中文展览的名字就改成了“树，树”。

2、在PSA的展览比在法国的展览多出了几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法国艺术家在疫情期间最新创作的作品。

3、策展思路并非先有作品再寻找主题，而是先有主题，由基金会向艺术家发出以树为主题的创作，再以艺术家为顺序，陈列在一起。艺术家是广义的概念，最后呈现的作品的作者的身份包括画家、建筑师、雕塑家、植物神经学家等，国别也涵盖了法国、意大利、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甚至还有亚马逊热带雨林原始部落的亚诺玛米人，呈现了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下的“树”。

4、植物学家Francis Hallé太有趣了，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冠层气阀”（canopy raft），每天升到高空观察树木，画出了树木的24种结构（目前尚未发现第25种）。比起用照相机按下快门，植物学家对于树木的观察研究都坚持手绘，因为这样可以留意到更多的细节。每一张图都有比例尺，植物学家的绘画有种“精确”的美。照着他画出的结构图，我自己也画了几种结构，果不其然，哪怕我画得是毫不精确的，但是比起光用眼睛看他画出的结构图，用笔临摹时会看到枝丫如何分叉的细节。

5、通过艺术呈现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内涵，逐步被科学研究所证实。比如，Fabrice Hyber在2020年3月法国疫情lockdown初期创作的画作Rosée展现的是一座树木被砍去，只剩下树桩时，在它周围的未被砍伐的树仍会供养着这棵树桩，在地面以下，它们之间通过树根和菌类连接。有趣的是，树木也会认亲戚，年轻的树只会供养它们同一系的老树。这些，都已被植物神经学家Stefano Mancuso的科学研究证实。Fabrice Hyber和他的家人花了40年时间在法国旺代省的山谷里播撒了50万颗树种，他自己的工作室就在附近，作画用的炭笔就是柳树的枝条用火烘烤以后做成的。人类的40年，与树木的40年是两个维度的时间概念，树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生长老去。你以为树没有变，其实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只是很慢，太慢，慢到人类无法察觉其变化。所以看待植物时，首先要erase our concept of time. Stefano Mancuso和Fabrice Hyber进行了一场对话，在基金会刚开通没多久的B站账号可以找到视频，除了Rosée呈现的科学内涵以外，他们还讨论了Fabrice Hyber的另一幅画作Indécis，看起来很像树木正在破解迷宫，巧合的是，这也被Stefano Mancuso的科学实验证实了，将树种放在一个迷宫之上，树种的生长轨迹竟能走出这个迷宫（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个过程，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展览里有这段视频），而他的科学家朋友们都无法做到。可见树木真的是有智慧的。Stefano Mancuso还提到一个惊人的可怕事实，2020年，人类生产的合成材料的总重量首次超过了所有地球生物的总重量，Fabrice Hyber听到以后，第一反应是，we are buying rubbish! 这场对谈不长，内容很丰富。两位相见恨晚的朋友还相约一起写一本书，如果真的能写成，真是太棒了。

6、从生物机体构成来看，树木是认知端在下，生殖端在上，而人类是生殖端在下，认知端在上。这样看起来，树就是倒立的人，或者说人是倒立的树。巴西艺术家Alex Cerveny的几幅作品就给我这种感觉，虽然他画的是人形，但视角一变，四肢就好像枝丫一样。

7、来自中国福建的达达派艺术家黄永砯在卡地亚基金会的赞助下，在巴黎创作，但他把目光投向每次展览后被丢弃的垃圾（由于都是当代艺术展，垃圾显然比传统的画展、文物展之类更多，因为会有很多装置），垃圾就堆在展览馆后院，“被陈列的”和“被丢弃的”形成鲜明对比。驻基金会现场创作期间，巴黎发生了一场飓风，他住处附近的一棵大树倒下来了，他就试着拯救倒下的树。虽然最后树还是死了，虽然艺术家的动机单纯又可爱，但艺术家也自问，如果没有救这棵树，如果没有人工干预，是不是树就不会死，亦或不管怎样，树都会/不会死去？联想到上海最近的台风，刮倒了路边的树。和Francis Hallé表达的类似，树的生长需要几百年，而上海设县才多少年，路边的树根基不稳，头重脚轻，自然就容易被台风刮倒。

8、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师Stefano Boeri受到卡尔维诺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启发，试图在城市中实现“垂直森林”的构想，并且已经在米兰、南京、黄冈、上海、贵州有不同程度的实现，甚至，还为柳州设计了一份“垂直森林城市”的规划，已提交有关部门。我在网上查了查，最新的消息只有2017年的规划递交，新闻里说的是2020年开建，没有更多建设的消息了，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期开建，还是已经被终止了，亦或，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做出来也不是原先的构想了。不过，关于“垂直森林”在城市建筑中的实现方式，应该还有许多科技层面、建筑层面的研究和探讨，甚至单单这一个主题，就可以做出一个丰富的展览，我就等着博物志会员群里各位建筑师朋友的分享了。

9、跟着博物志的节目看完展览以后，骑车回家的路上，耳边在放另一档同主题的播客节目，里面提到，树在人类生活中太常见了，常见到我们大部分时间已经忽略，但是以树为源头的木材却在商业社会被崇高化、被符号化。百年木材制成的小提琴音色更好，百年木材制成的家具价格昂贵。确实，我们以为树木成为木材以后已没有生命，但木材的年轮还是会变化的，对于这种随着时间缓慢变化的机理的fetishism，再加上实际效果的好，或许再加上些对工匠、技艺的迷恋，支撑了它的高价。

10、同样还是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都在看两旁的树，忘记了中华路加上人民路是个环形，骑了将近半小时，回到了原地……

11、我一直说自己喜欢树，但看得更多的还是城市里的景观树，而大自然、森林中的树，我看得太少了，了解得就更少了。Stefano Mancuso写的两本关于植物学的书已加入reading list了，但我也提醒自己，除了看展览、看书、看影像，还是要更多地走近实体的树本身。

虽然不是推荐产品，但还是可以补一句，中粮时怡什锦果仁960g罐装原味:)

一定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带着与《那不勒斯四部曲》作比较的心情翻开《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发生在相同的城市、都有从小女孩到青春期的故事，开始自然会寻找异同。但是随着阅读进度的深入，我就抛开了比较两个故事的心态，全身心投入眼前这个故事了。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聚焦一个小女孩的青春期，全书也以“在火车上，我们许诺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成年”收尾，留给读者去想象成年以后的她们会是什么样。我是在豆瓣书店首发后第一时间下单的，包邮区收货很快，拿到以后立刻就翻开了，我本以为我很快就会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可实际的体验是前半段节奏慢些，我读着读着就暂停了，过了一个周末又重新翻开，后半段节奏明显快了起来，尤其是罗伯特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以后，我的阅读速度也随之加快，看到结尾处我还不相信怎么这就结束了。“我”和罗伯特下一步是怎样，维多利亚和父亲的关系真的会改善么，父亲母亲以及马利安诺、科斯坦扎混乱的感情关系又会怎样？费兰特都没有交代。读罢全书，我直呼不过瘾的同时，也更加确定，在这个故事里，费兰特真正想做的是以“我”这样一个介于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女孩视角来观察和书写身边同龄人以及成年人的生活，就像费兰特接受采访（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9期p.124-132）时所说“青春期的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又几乎是个大人”。所以，即使封二简介里已经把整个故事的情节总结清楚（充分剧透），但还是忍不住去细读在这段尴尬而又暧昧不清的生命阶段的“我”的直接体验，并且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那个阶段的自己。

从和维多利亚的交往中，“我”见识到了不同于父母和他们的好友的女性形象和生活方式。费兰特写过许多母女关系，《Troubling love》始于母亲的意外去世，全书都在写女主借各种回忆碎片来拼凑母亲的过往经历，《The lost daughter》也有许多通过Leda的视角观察一位年轻的母亲Nina的段落，《那不勒斯四部曲》就不说了，埃莱娜和她跛脚的母亲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全套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不过，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里，母女关系似乎弱化了不少，母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的比重没那么大，反倒是维多利亚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更加复杂一些。故事从父亲的一句“她和维多利亚越来越像了”开始，引发“我”探究这位不曾谋面的姑姑什么样。姑姑给“我”带来了许多第一次。她让“我”第一次听说了从小觉得完美的父亲可能也做了许多坏事，第一次见识到全心全意的爱情、一生只和一个男人做过十一次的爱情是怎样，第一次了解到维多利亚和她的情敌以及三个小孩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的神奇关系，也是维多利亚让“我”知道了一只手镯的存在，而这手镯贯穿全书，直到最后才揭晓它几经多人之手辗转的故事。虽然在小说的后半段，维多利亚出现的频次减少，但是毫无疑问，是维多利亚带“我”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了“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是什么样。而这扇成长的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从父母和他们多年的好友各自虚伪的婚姻和交错的关系里，“我”第一次感到父亲、母亲都不再属于“我”，也不再属于对方。一开始，“我”以为只有母亲出轨，于是“嫉妒得无可救药”，“在这之前，我一直确信母亲属于我，我拥有支配她的权利，这一点确凿无疑。在我的意识中里，父亲也属于我，名正言顺也属于我母亲。他们同床共枕，拥抱亲吻，最后孕育了我”，“在他们的关系之外，我痴心妄想我母亲只属于我，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她，和我分享她。我觉得，她的身体属于我，她的气味属于我，甚至她的心思也只能放在我心上”。费兰特对这一段“我”的感受的书写特别打动我，她让我想到幼时的我有过的类似体验。在我小学的时候，一个阿姨出现在我爸和我妈的关系中间，阿姨带走了我爸，后来我妈有了一个叔叔。这样交错的感情关系，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父女、母女、夫妻关系的不牢靠。尤其是落到性关系这件具体的事情上，在性教育缺失的年代，就连父母之间的性关系都让我觉得怪怪的，更何况是那时的我认定的性关系该有的“一对一”不再是“一对一”带来的冲击。书里的“我”后来知道了早于母亲出轨之前，甚至早于父母结婚之前，父亲和科斯坦扎的爱情就已经发生。知道真相以后，“我”又听到父亲对自己说他很爱母亲，也很爱“我”，再看到母亲对于父亲由恨转为怀念，在一段时间里不再和马利安诺联系，但之后又光明正大地邀请马利安诺来自己家，“我”从小视为好姐妹的女友几乎和自己互换了父母。青春期的“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成年人感情关系的无常和复杂，这显然也影响了“我”自己的感情观和性观念。

从和身边同龄男孩的关系里，“我”和女友们第一次了解、体验了性。青春期身体的变化一开始让“我”不适应，后来“我”和女友们经过多次实践，意识到，女性吸引男性的方式如此简单，只要穿着暴露，就能讨好男性，只要抓住（literally抓住）男性的性器官，就能主宰他们。这让“我”很兴奋，似乎掌握了男女关系的诀窍。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包括男孩和女孩）都不再仅仅满足于被物化、被性化的状态，遇到罗伯特以后的“我”认真读起了《福音书》，不再穿暴露的衣服。而哪怕是曾被“我”嘲笑头脑简单的男孩库拉多在小说后半段再见到“我”时也不再一个劲地只想着让“我”给他KJ，而是和“我”认真地说着家人纷纷离开那不勒斯给他带来的不安。小说的最后，“我”看到亲近的女友安吉拉、伊达都不再是处女，于是也简单粗暴地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罗萨里奥。读到这里，我一度感到莫名其妙，明明此时的“我”已经有了真正喜欢的人，怎么又回头去找在“我”眼里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罗萨里奥了？后来我想明白了，显然，在这时的“我”、安吉拉、伊达的眼里，性不再是神秘之事，它不再是一种象征。我特别能理解书里的“我”当时可能会有的想法，“第一次”反正是要失去的，无论是和谁，既然它被无数次崇高化，不如粗暴地交付，然后就可以不受它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做自己了，“我”终于可以长大了。暂且不说这样的动机是否正确，想想青春期的我们，是否都有过类似的、被视为叛逆的想法？费兰特写出了这隐秘的动机，并且让笔下的人物真的这么做了，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想象“我”会怎样“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成年”。

从罗伯特的身上，“我”受到的冲击最大。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女孩在青春期喜欢的男孩一定对女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初恋，甚至都不需要被恋上的男孩有多少反馈和行动，仅仅靠女孩一个人的想象，就足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我”身上也是如此，其实罗伯特本人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听别人说起以及“我”自己的想象。从别人口中，“我”知道了出生那不勒斯下城区的罗伯特去了米兰在大学里执教，别人提到他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印象。对别人而言的普通，在“我”眼里却是光芒万丈。书里有两处重点描写罗伯特的场景，一是“我”在教堂里第一次见到罗伯特，二是“我”陪着朱莉安娜坐火车去米兰找罗伯特以及后来“我”一个人去找罗伯特的两段。除此之外，罗伯特什么样，基本都是“我”在想象。怀着想象，“我”找回了学习的热情，在校成绩回升，看更多书，希望能在智力层面和罗伯特比肩。甚至，非常有趣的是，“我”多次把罗伯特和自己的父亲做对比，而且每次对比的结果都不太一样，“难道罗伯特就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所以，他就是一个陷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年轻男人，比之前我心目中的父亲还要了不起”，“我觉得罗伯特的声音很像我父亲，像我父亲最动听的声音”。确实，父亲和罗伯特有相似之处。父亲是从那不勒斯的下城区走出来的，虽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但还是成为了一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师，而罗伯特的经历和父亲类似，只是他去了米兰，甚至成为了父亲崇拜并希望交往的对象。不同的是，罗伯特选择的女友，还是生活在下城的朱莉安娜，尽管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看起来并不多。这当然让朱莉安娜时刻处在怀疑和不安里，因为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可是罗伯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不觉得这是太大的问题，他对“我”坦言“他要好好补偿自己的出生地，他一辈子也还不清那些债”，他想娶朱莉安娜，是因为“她是那些债务的化身”。在观察父亲和罗伯特这两个人物时，我时常想到《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尼诺，用埃莱娜的婆婆的话说，尼诺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为了地位、权力的提升，尼诺愿意做任何事情，既包括读书学习写书，也包括和上层阶级的女孩交往、讨好权力阶层。作为读者，我也一直在等待书里的“我”发现罗伯特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在“我”借拿回手镯之机一个人去米兰找罗伯特的那天，我一度以为这个我一直在等待的揭晓性时刻终于要到来了，“我”终于要对罗伯特失望了。和朱莉安娜一样，我也以为罗伯特会和其他女人睡在一起，或者会和“我”调情。然而并没有。那天的故事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虽然朱莉安娜不在，但罗伯特没有和“我”睡在一起，他和“我”认真地交谈了之前聊过的“懊悔”论文的问题，“我”拿到了手镯以后就离开了。罗伯特也没有再在小说里出现了。他究竟是不是和尼诺一样“没有根基”呢？没那么重要了，罗伯特的出现已经促使“我”确认，“我”不想变成“一个平庸、很讨人喜爱、甚至很美的小动物，可供思想深邃的男性玩乐”，这样的自我认知足以改变“我”成年以后的生活志向和轨迹。

（在键盘上敲下上面这几段以后回头看，以上所有的“我”指的都是乔瓦娜，但和书里的第一人称叙事一样，我都选择了用“我”，而没有用“乔瓦娜”代替。我想我更愿意以“我”的视角回顾刚读完的这个故事，费兰特书写的就是青春期女孩最真实的感受，多打几个引号也无所谓了。）

当然，在所有费兰特的作品里，不可忽略的共同底色就是那不勒斯，以及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存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区隔和交错。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历史背景让人很自然地把它和混乱、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索拉拉一家与《成年人的谎言生活》里的罗萨里奥形成了对应，都带着些暴发户的阶级属性，但是也有凭借读书学习走出去的埃莱娜、尼诺、罗伯特、甚至还有乔瓦娜的父亲安德烈。那不勒斯内部有上城下城之分，而在那不勒斯之外，埃莱娜去了比萨、罗马，罗伯特去了米兰。从走出出生长大的城区，到走出那不勒斯这座城市，离开家乡是费兰特笔下许多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不过，费兰特在采访中也坦言，“离开家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很欣赏一类人，他们就是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但他们只是从一条街上走过，也会经历惊心动魄的事”。莉拉从来不曾离开，埃莱娜离开了又回来了，在费兰特看来，她们直面这座城市的勇气远远超过尼诺、罗伯特等人。

和埃莱娜、莉拉不同，乔瓦娜虽然生在那不勒斯，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她的上一代已经完成了一次阶级跃迁，她成长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都比埃莱娜、莉拉的家庭优越许多。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出生贫民阶级的埃莱娜，还是出生书香之家的乔瓦娜，在青春期阶段，都想逃离、摆脱自己的家庭。除了物理意义上离开家乡以外，这种与原生家庭的矛盾、对于背叛自己出生的渴望，是否也是青春期都会有的心情？只不过，《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太短，离开那不勒斯是否是乔瓦娜“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成年”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又是否会再次回到这里？这些问题就都留给读者了。

去年一口气读完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写的三本小说（《Troubling love》《Days of Abandonment》《The lost daughter》）以后，我写了一段话，“费兰特笔下的女性总是在纠结，从童年开始纠结于和母亲的关系，到自己成为母亲后纠结于工作、承担家务、养育孩子的职责之矛盾，再到孩子终于长大后作为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其间穿插外遇或是自以为是真爱的异性，最终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插曲，只是becoming herself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用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上一样合适。乔瓦娜在青春期看到、听到、亲身经历的一切谎言与真实，都推动着她慢慢成为自己。小说虽短，但浓墨重彩特写的青春期女孩心路历程，是费兰特创作母题Womanhood （More than Motherhood）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她在采访中所说，“在写作时，青春时代一直闪耀着光芒，每段记忆都值得被提起，具有某种意义，如果你站在成年人生活的角度，描写青春期那段窒息、漫长的时光，一切都会流动起来，一次次回想，总是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