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重视吃，其实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这和我开始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大概也是有联系的，毕竟在家妈妈总是最关注吃得营养与否，在学校又是吃食堂，没有自己做饭的条件，且由于经济不独立，所以不可能频繁外食。而在食堂，无论师傅们怎么挖空心思，做出的菜式至多是几十种家常菜和各地的风味小吃。

而毕业以后，由于去到的公司也附带提供一日三餐、并且无需自费的食堂，所以我的多数食物来源还是食堂，只是多了周末和偶尔的工作日晚餐，会有其他选项。2017年夏天，从合租变成独居后的第一天，我就到了新家旁边的菜市场采购食材，开始学着自己做饭，但当时只是简单地把菜炒熟，只要既有蔬菜又有肉，口味大体清淡，我就满足了，因而做出来的菜式和味道，最后都和在家时妈妈做的菜类似。而外食，我的偏好也始终是粤菜、日料这样在北京相对比较常见的餐厅。2018年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年，那年是我来北京以后第二次长胖许多（第一次是大一刚来，一下子吃食堂太过油腻的北方菜导致的），而2018年的这次，则是因为吃了太多原麦山丘的面包。虽然它标榜自己“原麦”，但无论是它的软欧还是硬欧，其实都加了不少糖分和添加剂。大概是源于人类对糖的原始欲望，当时我觉得这是好吃的。我从来都不是吃不胖的人群，所以自然一下子，就胖了。

直到我的体重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实际数字都到了一个我无法接受的程度后，我报名参加了一个线上减脂营的活动，价格我记得很清楚，999元一个月。我加入了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教练，根据我的身体情况，给出一日三餐的搭配建议，一周为一个循环，每周变一次食谱，每天根据他给出的建议，自己选择想吃的菜和肉，用电子秤称好每一种类的重量，每顿都拍照片发到群里，再加上在家就可以做的每日运动建议，完成后打卡。当然，为了维持女性正常的生理周期，教练会建议适当补充坚果作为健康油脂的来源，同时保证碳水部分粗细粮的搭配。就这样，四个礼拜的时间，我的体重确实下降了不少，而且说实话，那一个月，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吃少了，我的食物种类还是很丰富，确实如减脂营的宣传所言，这是可持续的饮食减脂计划。满意的效果让我又报了两个月的进阶营，进阶营的思路在于教会你在不那么严苛要求自己、可外食的情况下保持比较好的减脂效果。我开始相信，人的肠道菌群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在吃惯了简单但不单一的食材以后，一旦突然吃了非常油腻不利于健康的食物，身体会出现本能的排斥，无法好好消化的食物自然就从身体里排出了。三个月的减脂营活动结束以后，我对于饮食和自己身体的机制了解更多了。之后的大半年，我的每一餐饭都尽力追求蔬菜、蛋白质、碳水的健康比重，我感觉我和食物的关系变得非常平衡。

转折点在于2018年的冬天，这也是我不愿意太多提及的一段时间，差点have sex without consent的经历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性别身份和身体的关系，当时读了Roxane Gay写的《Hunger: A Memoir of Body》，作者在被rape以后暴饮暴食的经历引发了我的共鸣，我责怪自己外表的软弱和不敢拒绝，“只要变得physically更壮实就能抵抗外力，抵抗社会关于娇小身材的规训”的想法驱使我增加了食量。再加上当时是更容易囤积脂肪的冬天，大半年来对于每一餐克制的健康追求让我变得更加渴求食物，于是，我吃多了，又胖了。

当然，physically的大只（但绝非strong），并没有让我好受一些，也丝毫没有抚平那一段创伤。 真正让我走出来的，还是阅读、咨询和一些写作，伴随着规律的锻炼。我充分利用了公司免费的健身房，在有氧之外增加了许多器械训练。心理上的状态变好了，自然我的饮食也慢慢回到了正常的状态。这段恢复的过程太过漫长，与此篇主题关系不太大，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这个状态基本保持到了2020年。疫情在家办公将近4个月，让我开始规律性地自己做饭，锻炼仅限于在家狭小的空间里一张瑜伽垫可以完成的keep上的HITT训练。然后体重就达到了新低，一是因为自己做饭可以掌控好调料和油脂，二是因为举铁少了肌肉含量也在下降。我和我的室友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周边和淘宝能买到的各种食材进行了多次评测、搭配和复购，这成了疫情期间我们小小的喜悦感的重要来源。一道菜里可以有多到七八种食材，一个燕麦奶可以尝试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进口和国产品牌，这对于过去习惯于吃公司食堂或者外卖或者外食的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趣的体验。可以说，这一年，我对于自己的吃，更加关心了。即使到了夏天，疫情缓和许多，恢复正常上班以后，我还是会时不时自己做饭，再也没有去公司食堂吃过早餐，也很少在食堂吃晚餐了。

这一年，公司健身房因为北京疫情的反复一直没开放，我就开始探索其他锻炼方式，然后就走上了supermonkey之路。各种丰富的课程配上好听的音乐，几乎让我上瘾。锻炼的效果也明显地体现在了我的体重上，肌肉的增加让我重了，但我也开始有可见的肌肉线条了。2020年底换工作和换城市的决定让我在将近三个月里一直在和朋友聚餐外食，自然我的体重再次升了上去，但借这机会，我也尝试或是再次吃到了不少有趣的食物，我感到很满足，而且配合锻炼，这成了我增肌的好机会。回到上海两个月以来，对于每一餐饭，我依然是自己做+外食的搭配，我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口味，也乐意探索有趣和好玩的菜肴。我不知道这样舒适的关系能否一直持续，亦或者随着心情再次起伏波动，且待日后再来回看。

权力、欲望和背后的体制

白色巨塔的第11集是最长的一集，也是全剧的分隔符，后一半由财前的误诊导致的一系列事件比前一半争夺教授之位精彩丰富得多。在我最喜欢的这集里，在华沙的财前专门去了趟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如今大部分已成平地的集中营在灰蒙蒙的天空和凛冽的寒风下显得尤为荒凉，波兰人把财前带到了两条铁轨交汇处，介绍说当年各地的犹太人怀着奔向新世界的希望，就是通过这铁轨被运到了集中营，却不知在他们前方、等待着他们走入的是折磨和死亡。

此时的财前刚刚接替东教授成为浪速大学医院的外科教授，来华沙参加国际会议，在来自全球各地的医界精英面前完美地做完了一台手术，得到了国际顶尖专家的认可。正值春风得意之时的财前面对眼前两条相交合一的铁轨，陷入了沉思。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埋葬了那么多生命，我猜想他当时在想的是作为一名医生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对遇难者的同情，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两条铁轨，也像极了他此后盛极转衰的命运，在治疗一位普通病人过程中的一个决定，一步步把他带入了深渊。

片尾曲有一幅画面，在那栋他终究无缘亲见落成的30层白色巨塔下，有一只手举起，五指张开，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又似乎是在求救。最后一集里，他确认自己癌细胞已扩散的时候红着眼对里见说“我没有不安，对不起，我只有…只有遗憾”（这也是我哭得最凶的地方，这一段的财前不再梳大背头，真的是我觉得他全剧最好看的一集），后来戴着呼吸机失去意识的他躺在病床上，面色发青，嘴唇青白，曾成百上千次在手术台前精准熟练动刀的他此刻如此虚弱，配上amazing grace的背景音乐，我脑中不断闪过片尾曲里的那只手，他拼命抓、抓住了、又失去了。

反过来想，此前每一步都走得如此成功的财前，一心想再往上走，专业精进满分，上进之心无可指摘，只是选择的方式不符合道义标准。但或许财前最大的错不是这些，也不是对患者的误诊，而是在知道是自己的误诊导致患者一个月内就死去后，为了掩盖真相，不惜篡改医疗记录，威逼利诱下属说谎。是什么让一个在母亲眼里从小善良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每一个医生最初都是因为想要治病救人才选择成为医生的，只是之后的路不同”，财前始终坚持自己不能因为一桩医疗官司而被大学医院开除，无法失去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权力和地位，也无法面对一个不能继续治病救人的自己。里见在最后一次庭审时说过，整件事的责任不完全在财前一人，还在任由财前独断专行的里见自己，以及“大学医院的存在方式”上。等级森严、竞争激烈、对于误诊零容忍、充斥着派系和贪腐的大学医院，让身处其中的财前不择手段，让尚处于体系下层的柳原被迫作伪证，让龟山君子失望地从医院辞职。编剧或许是借里见之口，在剧集的末梢表达了对于医院体制的批判。

两难和选择

或许你会说，如果要批评体制，那么同样是这座医院里的医生，为什么财前和里见的命运完全不同，进而得出依然还是医者信念决定一切的结论。更进一步，如果没有这场医疗事故和随之而来的官司，财前和里见最终是否就会像鹈饲和大河内一样，一个成为医院最高权力者，另一个与世无争专注科研也获得不少成果（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最好是两人都成为了新建的癌症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且停在那刻，不再继续讲述他们的人生）。

确实，除了治病救人的共同信念以外，财前和里见的性格和人生追求完全不同，这一点，特别突出地反映在了两人面对官司和胜负输赢的态度上。

担当全剧人性之光的里见医生在出庭作证前，不是没有过犹豫。从他遵从的医者信仰和心中的道德律角度，他想在庭上说出真相，但他也很清楚，一旦他作证，他放弃的是自己在浪速大学医院的岗位和相应的科研支持，同步受损的还包括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以及伤害到因可能败诉而同样无法继续做医生的财前和两人多年并肩作战的友情。天平两端孰轻孰重，里见犹豫了。

此时，是佐枝子告诉他，虽然她不想看到他无法再当医生，但只要他自己想清楚就去做，并且希望他不会后悔。这段如此智慧的话简直可以作为面对每一个两难的选择标准，努力看清两边的路，做了就不要后悔，并且准备好承担选择的代价。于是，里见去了法庭，并且一再表示，无论自己被问多少次，都会选择出庭说出真相。编剧还是善良的，给了里见一个不错的结局，在不那么有名的医院坐诊，虽然癌症科研工作暂时无法继续，但更加贴近患者，也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而且他的家人也因为他不那么忙于工作而感到更加幸福。

同样是在这场官司中，虽然财前已经竭尽所能销毁了他能想到的一切不利于他的证据，但在法院判决结果没出来之前，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时，他的爱人庆子对他说，输了又怎样呢，他还是她的五郎，他输了她也会陪他一起面对。但此时他的回答是“不，我不会输”。

输赢之间，像他母亲所说，财前再一次“逞强”了。一直到最后，被上诉判决败诉后没多久就被查出癌症晚期命不久矣，至此财前也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样看来，得到了更多名利，有胆有谋的财前，反而是两人中更没有勇气失去的一个。

情与爱

纵观整部剧，从与东教授相争到成为教授，再到即将登顶国际顶尖癌症研究中心成为掌门人之前跌入谷底，财前每向上攀爬一步，都同步舍弃了一些什么。培养自己多年的恩师、同窗同届的好友、劝告自己不要那么逞强的母亲，与更高地位更多权力相比，这些在当时的财前看起来都太过平凡，能舍则舍。而当他病魔缠身弥留之际，帮助他陪伴他的，依然还是这些被他舍弃的人。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两个爱他的女人。

起初，我以为他和他的老婆只是互相利用，以满足彼此对于更高权力和虚荣浮华的需求，我甚至想过狗血的剧情是老婆和丈人知道他命不久矣后立马离开了他，人未走茶已凉，但终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在病床前，还清醒的财前说“杏子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他怕老婆无法面对丧夫之痛，把老婆托付给了丈人。即使这段婚姻最初不是源于爱，但多年陪伴，已积成即使不是爱人至少也是亲人的感情。也正是因为这样，杏子知道自己的丈夫临终前想要见的是真爱的情人，才会打电话让情人来医院陪伴财前。

而他的情人，从医学院辍学后成为酒吧老板的庆子，理解财前做的每一个决定，知道财前为了得到现有的一切付出了什么。在华沙，她主动提出了分手，她的理由是她只想帮助财前，也看着他一步步成为教授。她太懂得人情冷暖，知道财前身份地位的转变会给两人的感情带来变化，于是她只想停留在两人爱情最美好的时刻，往后他的人生，是盛是衰，她都不再参与。但当她真的知道财前陷入官司困境时，还是回来帮助他。在这场官司里，财前关心的是自己要赢，而她想要的，是把日渐迷失的他拉回来，让他少些胜负心，少些压力。即使她心知也明明最喜欢财前的努力和不放弃，她还是关心越走越高的财前累不累。所以临终的财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一直以来最信任的庆子，而在财前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陪在他身边的也是庆子。全剧里，财前和庆子之间的每一个拥抱、每一次牵手、每一个眼神的交换，都是我最乐于捕捉的细节。

财前的死，虽然不幸，但从最后留在他身边的人来看，他还是幸运的。只是，在他的目标顺位上，感情，从来都不是第一位。他不爱杏子，可以在接受庆子分手的决定后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也可以把母亲留在家乡十多年未见面。他最痴迷的还是那把手术刀，以及其附带的一切名望。我很欣赏无论是财前还是里见都有的对于自身信念的坚定和专业水平的高超，但站在女性的角度，我既不愿意做明知财前有真爱但只能空守教授夫人风光的杏子，也不愿意做即使相爱也没有去病床探望的合法地位的庆子。我想要的，始终还是并肩作战，不抛弃也不被抛弃。

最后，提醒每一位太过努力工作的朋友，也提醒自己注意身体。

附上文中提到的，我觉得财前全剧最好看的样子：

回上海十多天了，先是沉浸在整理行李、收拾新家的各种大事小事里，而那几天偏偏每天都在下雨，让我这个早已习惯了艳阳高照的北京的上海人极其不适应。还好，周末放晴，抓紧最后三天假期的机会，在市区闲逛。终于把几个以前常去但又连不起来的地方在脑子里形成了地图，哪些道路是南北向、哪些道路是东西向，哪些好玩的路段是平行的，哪些又是交叉的，离地铁站近的是哪些地方，哪些是需要多走几步的。现在住在汉中路，苏州河上的桥好多，而我已经用步行、骑行的方式几次通过了其中的三座桥。吃了几家小店，其中还有多次复购的uncle no name香草鸡肉卷，有要排队等待的小日料馆子，也有工作日午后没什么人的咖啡厅。不下雨的几天，就重新爱上了上海。虽然我还是一个人在乱逛，虽然天已凉，但听着熟悉的上海话在耳边萦绕，逛着如此walkable的城市小道路，以及和楼上楼下邻居老阿姨的各种寒暄，都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尤其是在旬福食堂这家小小的、需要排队的北海道咖喱汤小馆里，虽然我拿的号还需要等待很久，但可爱的店员看我只有一人可以拼桌，于是偷偷让我往前面插了个队（不过我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了一波翻台，可能大家都是接近同时段来的），当我在一个同样很可爱的妹子对面坐下时，她从手机播放的视频中抬起头，用小鹿般怯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很可能只是我的YY），然后我们就愉快地吃完了一顿拼桌的咖喱汤饭。

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念北京人与人之间极其自来熟的仗义氛围，当我身处其中时常感到不适应，但我也很喜欢现在身边人与人之间礼貌的、淡淡的关系。上海什么都很好，只是我会开始想念W。

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就一般常识而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男性的地位会阻止人们认知相互关怀、互相分享、成长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没有差异化的关系中，在非父权制社会中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耻辱的社会。

女权主义的成熟，就是从dependence到independence再到inter-dependence的过程。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上野从日本出发，循着历史线索梳理了性别分工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东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中产家庭主妇比例和high power distance的东亚特征，另一方面又需要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当然，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过剩的矛盾还没有现在那么突出。为了兼顾“市场”和“家庭”两端的需求，老龄化严重却又始终拒绝外来移民的日本一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降低重复性工种雇佣人力的必要性，二是更多雇佣年轻未婚女性，并充分利用其投入工作的精力最为充足的几年，三是发展出了非全日制（通常也是产业链低端的）工种。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孩来说，她毕业投身职场的一开始就已经怀着“自己不会久留”的心态，因为她知道家庭才是她未来承担主要角色的地方。这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即女性总是设想自己有退路，这才是阻碍女性前进的最大障碍。

而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吹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投入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成为家庭主妇”这一过程曾经被大众看不起（或者说至少不认同），而如今，和9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一过程反而已逐渐成为阶级跃升的标志之一。这一点值得警惕。

我不否认这样的选择有个人喜好的因素考量。但是，所谓的“个人选择”是否真的完全出自自己的意愿？在当下这个个人与群体互相影响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我觉得很难区分。

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假设：社会的维持和发展需要两件事，分别是生产孩子和生产商品。在生产孩子这件事情上，女性有子宫、卵细胞可售，男性有精子可售。在生产商品这件事情上，女性和男性都有劳动力可售。假设两方能提供的劳动力以及精子和卵细胞是完全同质化的不存在性别之间的优劣之分，那么有更多生产要素（即子宫）的女性必然需要承担起生产孩子这件事，从而维持社会的长期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许许多多的女性而言，其实所谓的“可选项”只有一个，个人意愿的作用力有限。

当然，上述假设或许过于简单粗暴，真实情况远比它复杂。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历史的变量（也是实际情况），即只有男性和部分尚未生育的女性出卖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商品的需要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已婚）女性离开家庭成为劳动力时，就必须要解决包括生产孩子、教育孩子、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在内的劳动转由谁承担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有三种答案，一是“公共化”选项即北欧国家的道路，由公共部门承担育儿、养老职能，这一选项对公共财政而言是巨大的负担，不适用于人口庞大的国家；二是“市场化”选项即雇佣家政等其他劳动力，三是“亚洲型”选项即扩大核心家庭，由亲人（通常是上一辈）来照顾小孩（不过这无法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常是“市场化”和“亚洲型”两种选项的结合。当然，对于个人而言，还可以选择不生孩子，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目前只有上述三种可行的实践。

虽然上野从第一章剖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就强调“解放的运动需要解放的理论”，但其实到了最关键的理论提出部分，上野止步了。我可以理解她的难处，她只在最后一章提到了一种更广泛的设想，也是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理论和实践普遍都在探索的方向，即：需要一个真正多元包容的理论，同时考虑所有的制度性歧视和压迫。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缠绕在一起，每一个都极其复杂，而又尤以阶级为重，也就是说，阶级之间的差异总是最大的。比如，女权主义最活跃的领地始终是白人中产阶级，一个有钱的女白领再怎么关心性别平等，她通常都不会关注到仍在为生存口粮奔波的底层妇女的生活处境，再比如，我越来越警惕的鼓吹女性lean in的理论，所谓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其背后支撑她的是无法忽略的阶级优势。所以任何一个antisexism/antiracism的理论都不能忽略social ladder，对于女权主义来说，下一步就是要照顾、联合不同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不仅是男性和女性），发展出关于一切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的多元化理论。这一步真的很难很难，但每往前进一步，都是有益的。

我想认真梳理一下关于刘强东与京东的关系，以及延伸出来的“抵制”这一行动的意义、个体行为对社会良善所起的作用等，作为对于近年来发生的不少类似事情的思考总结。

刘强东与Jingyao的事一爆出，我就开始关注，看了相关报道，听了各家播客。作为一个也曾有过#MeToo经历的人，我从还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开始，就很自然地站在了Jingyao一边。从性别、金钱、地位等各方面来看，在这两人的关系中，刘强东毫无争议地是权力更高的一方。在不对等的关系里，Jingyao天生就是弱者。但是，除了同情弱者的情感逻辑以外，在了解了两方各自截然相反的回顾性叙事之后，理性事实的逻辑也让我更加支持自己之前的观点。

之后，我就不再使用京东购买任何产品。其实过去我在京东上的购物经历也不多，几乎只有在选择电器和电子产品时我才会登录这个网站，而这一需求几乎可以完全被天猫替代，所以即使是在双十一给家人购置烤箱时发现京东比天猫价格更便宜一些，我还是选择了天猫。

在做这样选择的过程中，我也想到了自己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其一，无论我自己怎么做，甚至无论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们的力量比起更加庞大的京东用户的力量还是非常微薄的，不可能改变它继续存在的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抵制行为本身，目的并非真的想改变什么现状，而只是想表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其二，更重要的，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很自然地把刘强东本人和他创办的京东这个企业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作为一家已经上市的公众公司，京东与刘强东这个个体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密切。再退一步说，即使京东不是上市公司，而只是一家刘强东个人创办并且100%持股且享有100%决策管理权的企业，那么他的道德水平、私生活，与他的工作、他做出的产品，关联性究竟有多大？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演员和歌手，我始终觉得我或许会喜欢一个角色（或者说一位演员对某个角色的诠释），或者一首歌，但是我对于这个表演者创作者本身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也不想了解。就像Ferrante始终坚持匿名写作的原因是，Ta觉得作家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Ta想让读者看到的只是Ta的作品。类似的例子还有非常多，比如同样牵涉到性侵的Woody Allen、Kevin Spacey等等，他们的作品应该因为他们私下的行为而受到抵制么？

以上是一种逻辑。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刘强东、以及任何一个演员或者歌手或者作家，本身都是公众人物。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们是否有义务为大众树立一个榜样呢？这里就要说到Tom Hanks这位人品演技俱佳的公众人物，我一直关注着这位口碑极好、表演也得到充分认可的演员的Instagram，他真的称得上是一位大众榜样。

还有一点，我似乎尤其厌恶性别不同导致的权力不对等带来的各种事件，以及肆意挥霍更高权力的人。

除了以上角度的思考以外，如果延伸到个体行为对于社会良善的促进作用这一角度，还有更多事值得深究，比如，环保主义者用帆布袋、自带杯子、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等等做法，如果足够多了，对于社会是否还是会有益处呢？

年幼时的辛克莱虽然一直都知道属于“恶”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生活在温室里的他被父母姐妹的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意外的小事，他被迫卷入了同龄小混混的世界。人一旦说谎，就必须为自己的谎言撒更多的谎，辛克莱为了封他人之口，只能从家里偷钱。而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第一次向父亲撒谎的他心里有一丝自豪，

父亲头顶的光环第一次出现断痕。第一次，我童年栖息的支柱现出截裂。而每个要成就自我的人，都要毁掉这个支柱。

《德米安》

类似的感受每个青春期的我们都曾经历过。父母，是否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第一个认同和崇拜的神？而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会发现，父母并非无所不能，于是父母的神话被打破，我们从而转向其他信仰，比如宗教。

书里的辛克莱倒没有这明显的“转向”，但自小就生活在虔诚信徒家庭的他，始终都被《圣经》和箴言包围。而救他脱离小混混所属的“恶”世界的德米安和他的缘起是由于对该隐故事的另类解读。世人皆相信，亚伯是善，该隐是恶，而德米安则说，亚伯是懦夫，该隐是真正的勇者。于是，第二次，辛克莱的信德有了松动，或者说和大众一样对于耶稣的唯一解读被打破。德米安告诉辛克莱，单一的宗教信仰总是有瑕疵的，不能只崇拜善，而忘记了恶，上帝和魔鬼都应当礼拜。这一点，一下子击中了辛克莱。他从小就知道的两个世界的物理分隔被眼前的德米安升华为“应当进行信仰的重塑”的理论，辛克莱第一次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

但紧接着，他就坠入了“恶”的深渊。离家上学的他不再认真学习，在同伴的影响下浪迹酒馆，寻欢作乐，体会浪子的生活。在自我堕落成“一个野蛮的畜生，被可鄙的欲望操控”的同时，他又怀着一份骄傲，自认为见识了世界的丑恶面并且成了这个黑暗世界里“杰出的好汉”。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姑娘贝雅特丽齐。虽然辛克莱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但那份疯狂的迷恋却暂时把他带出了恶的泥沼。他开始画画，依着自己的想象画下了一幅又一幅的贝雅特丽齐，但是画着画着，他笔下生出的脸却越来越像德米安。许久不曾相见的两人再次遇见了，德米安知道了辛克莱的酗酒生活，但没有说太多。交谈过后的辛克莱继续画画，这次他开始画雀鹰。德米安曾痴迷于辛克莱家门口的雀鹰徽章，因而雀鹰，就像“该隐的记号”一样，曾是两人的“秘密暗号”，是两人过往交集的重要象征。辛克莱第一次画出的雀鹰有着猛禽的身躯，“半个身子困在一个黑暗的球体中”，“仿佛正从巨大的球体中奋争而出”，这也是“鸟奋争出壳”的喻义第一次在辛克莱的回忆录里出现。

再次回到学习生活的辛克莱开始重新思考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不同的是，此时的他已经亲身体会过这两个世界。他遇到了音乐，以及音乐的演奏者同时也是牧师的皮斯托琉斯。这是辛克莱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领路人。把两人引到一起的是对“阿布拉克萨斯”的理解。自从收到德米安给的纸条“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谁若要诞生，就必须毁掉世界。鸟飞向神。神叫阿布拉克萨斯”，辛克莱就不断地在追寻阿布拉克萨斯。皮斯托琉斯带着他观火，带着他发现“我们是多么出色的造物者。我们的灵魂一直在参与着世界持续的创造”、“在我们心中和在自然中，活跃着同一个神”，即使外部世界衰败，来自灵魂的爱和创造还是能重建世界。就像纸条上所说，被打破的世界里只有单一的善，或者只有单一的恶。但只有看到并体验了真实世界的全貌，成为独立思考的个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本性中的自我），破才能立，才能奔向阿布拉克萨斯这样一位“既是神又是魔的上帝”，而此时的辛克莱，也能够再次体会观察自然的愉悦，回到童真，只是这时的童真不再是无知的，而是充满力量的。这一觉知，与“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有着相似的朴素道理。

读到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悉达多》，悉达多离家以后，也曾以苦行沙门的身份求索，但后来走向了充满性欲和金钱欲望的尘世，在其中浸淫了多年，才回归在水上度己度人（渡己渡人）的船夫，并最终凝结成“唵”，达到圆满。关于“出世”与“入世”的相似轮回，在黑塞的作品里，并不少见。

回到辛克莱的故事。在皮斯托琉斯的指引下，辛克莱不断地打破过去的认知，修复和重建内在自我，直到最后，辛克莱斩断了与皮斯托琉斯的联系本身。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斩断。第一次是与父母，第二次是与这位恩师，这对辛克莱而言，意味着又一次成长。

回到家乡，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辛克莱知道了过去一直在梦里见到、在笔下画出、曾以为是德米安的“非男非女”的脸，竟就是德米安的母亲。他去到了德米安家中，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人。如他所想，德米安的母亲也是一名带着“该隐记号”的觉知者，这位充满智慧的“夏娃夫人”引导辛克莱体会能让人找到自我而非失去自我的爱，并进一步成熟。就这样，辛克莱进入了这个“唯有绝对独立的人才能缔结的团体”，德米安的家是“童话和梦”，是“爱和灵魂”，但是与童年的辛克莱体会的两个世界的物理区隔不同，他们的讨论是基于对两个世界同等的认知，区别“绝对独立”、“带着该隐记号”的他们与众人的不是物理界限，而是他们自知使命的认知方式。

《德米安》发表于1919年。就在辛克莱差点迷失于对夏娃夫人的爱恋时，“一战”爆发了。德米安和辛克莱以参军结尾，黑塞通过“命运”、“牵引”、“渴望”等将辛克莱的战场遭遇浪漫化，也许战争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但是，联想到黑塞本人的经历，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战争打破了他的田园梦，他曾因反对战争而被自己的祖国公开斥为叛徒。对于一个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成为自我”这个命题的人来说，大环境对于这个思考过程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黑塞通过德米安之口表达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

人们彼此投靠，因为人们彼此畏惧。

人只有在无法认同自身时才会感到害怕。

血腥的事业是人类内在的爆发，分裂灵魂的爆发。人们去仇恨、去杀戮、去毁灭、去赴死，只是为了新生。一只巨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而这个世界，必将化为乌有。

《德米安》

而“自我”在战争之下，如何立足，如何构建赖以生存的精神空间，大概只能从黑塞的晚期作品，比如《玻璃球游戏》里寻找些许思路了。

昨日清明，也是全国悼念因疫情离世的同胞的日子。上午9点50，我正走在去往家附近熟悉的咖啡厅的路上，准备去喝一杯，也看会儿书。一路上，我看到了排成两行横队的饿了么外卖小哥，队伍有些松散，有一个类似主管人员的男子拿着手机在队伍前站着。我原以为是他们日常的工作仪式，就像理发店店员经常会做的每日打鸡血仪式一样。我接着走，路过了朝阳医院，门口的国旗杆下是整齐列队的医护人员，白衣蓝衣、白口罩蓝口罩，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包括刚才见到的外卖人员，都在为10点开始的鸣笛哀悼做准备。

我去往的咖啡厅所在的大院往常是有若干个出入口的，疫情期间只开了离我最远的一个，所以10点到了，我还没走到入口。鸣笛声开始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摘下了鸭舌帽。我看到我旁边的绿化带里，也有人和我一样，看着脚下的石阶。有人从我对面的公共厕所出来，先是快走了几步，然后也停了下来。过往的车辆中有几辆跟着按起了喇叭。当然，也有一些人陆续从我身边超过，或者迎面与我擦肩，没有止步。

3月中旬以来，国内的疫情缓和了不少，新增病例数越来越少，治愈出院数越来越多，我们在官方媒体看到的报道从质疑问责和防护科普，到坚定信心并充满希望，再到经验输出和自我表扬，在这样口径的大规模舆论宣传下，加上工作日益繁忙，我对疫情发展情况的主动关注在减少，大洋彼岸的疫情爆发和国内输入性病例的增加到了我这儿也只剩下手机上端传媒、Wind资讯的实时推送和邮箱里NextDraft的每日更新而已，除了感慨国外疫情日益严重以外，我开始对数字麻木。从我身边的情况来看，和我心态类似的国人绝不在少数，大家都有日常的工作生活要忙碌，在确保自己和亲友健康安全的情况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没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和了解与近在眼前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人和事。

一直到清明节的前几天，手机推送显示国家决定4月4日10点全国哀悼鸣笛3分钟的消息，我才重新回到了前段时间的“疫情心理状态”，但即使是昨天早上准备买菜时打开手机各大APP都是灰色模式，我也只是想了一下“噢是为了哀悼”就没有其他更多想法了。然而，真的到了10点整鸣笛的时候，身处那样一个场景下，我还是停下了脚步，至少这3分钟，墨镜下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到了咖啡厅以后，我搜到了网友整理的在疫情中离世的医务工作者名单，男女老少，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比我们多了许许多多医学和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和前辈一样因为一份工作而成了被宣传的“逆行者”，有几位离世者连照片和年龄都未知。鸣笛的时候，我已离开朝阳医院大约400米，没有看到医护人员哀悼的场景，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刚从湖北归来，不知道朝阳医院接收了多少病例，也不知道他们选择了这份专业和职业以后是否有过一丝后悔（我从未读过类似的报道，仅基于人性生存本能的揣测），但就和所有媒体报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句话一样，我相信“下次，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

三分钟很短，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鸣笛哀悼多久算是“够了”呢？一小时、一天、哪怕是几天、一周，甚至一年，就“够了”么？虽然我们常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对于去世的人们以及（尤其）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来说，现在哀悼再久也抹不掉伤痛。我想到了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人本主义动力学派的心理学教导我们，去体会、去感受这样的悲伤，甚至对于每一次失去都应该有一场正式的悼念，但是就和电影里失去家人的男主一样，有些悲伤真的就是无法治愈，这不是丧，而是现实，move on太难，更多只是hang on。

一直以来，我都不太喜欢“设身处地”这个词语，以及类似的“换位思考”，我觉得empathy（移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多人自以为的empathy其实是sympathy（同情），当然，能做到sympathy已经很难得了，但是被同情的人，似乎也并不是太需要这样的同情。但是，“全国哀悼”这件事的存在，好像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失去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在自己的份上进行一场仪式，以求为失去者带去稍许抚慰的同时自己良心能安。这样也好，至少在体制的层面上，失去者作为一个集体，没有被遗忘。

不过，集体与个体之间的沟壑，永远存在。即使除了“全国哀悼”以外，日后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对制度反思和改进（能么？），也都是集体范畴的举措。而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即使“设身处地”，也无法“感同身受”，我这样一个个体除了参与集体举办的哀悼以及在网上写下这不到2000字的记录以外，又能做什么呢？

去年年末在厦门出差，适逢厦门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回京航班上与我同排的有个长得挺好看的小弟弟，或许是个小明星，他的女助理坐在我左边，他在我右边隔着条过道，所以我被迫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他全程都在看一本介绍ISIS历史的书，好像叫《黑旗》。他助理全程在看电视剧，刚坐下时，助理还对他说，早知道让你升到头等舱了，他笑笑，无所谓的样子。飞机落地后，他打开了手机，她急切地对他说，快看你的微博。他扫了一眼手机以后，挺茫然地问了她一句，我是要转发还是评论么？她说，嗯转发吧，然后我就让他们捞你。很明显，他和我一样，没有听懂，捞是什么意思，然后她就说，下飞机再说吧，显然是觉得有我隔在他俩中间，她说这些不太合适。然后，飞机就停稳了，大家就下机了。

在出机场的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人流突然速度变慢了，然后转头看发现原来是有另一个明星站在我左边的自动人行道上，有若干个小姑娘拿着手机在拍他的视频，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我有些赶时间，因此在那一瞬间，我对人群的阻隔感到生气，我表现出了对她们的不屑（当然她们并不会注意到我），然后我就飞快地离开了人群。

这一天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感慨，啊明星，不管是几线的明星，在微博等公众场合的一切都是被管理的。我不知道助理口中的捞，是什么意思，但可以想象，至少是有一个团队，在专业地管理着这位小弟弟的公众形象。不过显然，他出道不久，尚未浸淫在娱乐圈的诸多规则中，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比较单纯。厦门和北京的温差很大，下飞机前，他还在问助理，冷不冷，要不要从他的行李箱里拿一件衣服穿，别冻感冒了。抛开一张好看的脸和过得去的身材，他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关心朋友的年轻人罢了。

而这一天的第二个故事没让我有太多感慨，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非常外露的不在乎，甚至是鄙视。我开始反思，对于所谓的脱节，比如不看综艺、很少看国产电视剧、基本不认识现在在荧屏上活跃的90后和00后甚至更年轻的明星，这些种种，为什么都会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呢？每次别人说起类似话题，我一脸茫然地表示不认识、没听说过、没兴趣等等时，我都会附加一句，老了老了，理解不了现在的年轻人了，但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的心里，其实是很骄傲的。这样的优越感，这样的把自己与这个社会分开看待的态度，到底来自何处？

在这个泛娱乐化的社会，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对象都被娱乐化，包括我们自己，也常常成为被动的客体。大众越来越多地被抖音、今日头条等快节奏的、短小的东西吸引眼球，每个人的注意力似乎都已经缩短到140字和几十秒内。在众人眼中，窥视陌生人的生活，远比关心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更加重要。所谓爆款常常不知为何就火爆了，但昙花一现的不在少数。关于这样的泛娱乐化社会的特点，我还可以这样继续列举下去。相反，我常常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个社会。我是一个喜欢看长篇大论，看慢节奏、能引发一些思考的视觉和听觉作品的人。于是，很自然地，我就把自己和泛娱乐化的社会对立了，我甚至会想到“不同流合污”这样强烈的字眼。不过，如果泛娱乐化是社会大众的普遍特征，我为什么不能包容地看待它呢？更进一步的，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哪种文化的共存呢？毕竟我还是可以专注于与和我类似的个体的接触和了解、建立关系啊。

剖开“优越感”这个词来看，我想它首先一定来源于，在我的价值观中，我是比大众更高级的。所谓高级、低级，首先就需要有一个等级，或者说一个衡量标准。我觉得自己好像养成了一种暂且称之为“精英主义的自我认知”和“中产阶级的优越感”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涵明明应该包括平等地看待所有人，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缺少这种平等观念的证明。

阶级的逻辑贯穿了我的价值观体系，但这种逻辑有时反而让我忽略了很多其实可能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我自认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实践着自带杯、少买快消服装、出差自带洗漱用品等等小事，我鼓励身边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且我非常喜欢告诉别人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对于分类丢弃的垃圾是否真的被分类处理、海底塑料的问题如何解决、或者更宏大的环保的意识形态背后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和博弈，我都了解得很少；再比如我自认是个女性主义者，我为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遭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但是我对于与此相关的社会运动的实质性推进、以及更贫穷地区的女性连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等现象，不是无心实践，就是无能为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标签好像停留在说说而已。进而我也知道，所谓的精英主义泡沫其实不堪一击，我知道得越多，就越会陷入“我与众不同”的优越感里，同时忽略更大的landscape的存在。如果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层面，我永远无法自洽。

我现在很害怕，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上海阴冷的室内只能开空调，刚灌下去一杯食不知味的挂耳咖啡，打开电脑想看部电影，但看不进去。翻墙收了下邮件，看到昨天中午新闻实验室发的关于SARS期间媒体作为的会员通讯。反正也无处可去，不如码字。

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程度远超想象，我21号结束出差回到北京，22号晚上从北京飞回上海，这两天的行程里还没怎么见人戴口罩，我自己是从22号白天出门开始戴口罩的，而昨天23号，我还和妈妈一起出门看了早就预约好的衡复博物馆的小展览，去了两家咖啡厅歇脚。路上人已不多，不过本来每到过年，上海就是一座空城。昨天白天看到上海地铁里95%的人已经戴起口罩，但我内心其实还没有感受到太多恐惧，直到昨晚打开电视，看到上海地方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晚间一个多小时的新闻都在播疫情，看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闭馆的新闻，再看到早就买好票打算这几天去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通知入馆都要测体温，我开始感受到紧张。而今天起床后，又收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闭馆的通知，防护升级，可见严重程度升级。收到这个通知后没多久，我收到了咨询师的私信，她说她关注到了上海的疫情，让我照顾好自己，有余力时照顾好家人，如果我有任何情感支持的需要，可以随时联系她。我切实地慌了。

爸爸发来一条消息，说是我住的地区周边有发现病例。我不知真假。朋友圈、订阅号、每个微信群、Wind实时推送都是与疫情有关的讨论和文章，我看了几篇以后不敢再看下去，索性做个犬儒，把朋友圈关了。总之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绝不掉以轻心，这两天再也不出门，但我主观地不想再让自己的恐慌升级。

且不说病情本身，现在和2003年SARS期间的很大区别是当时社交媒体并没有那么发达，当时的新闻可信度没有那么差（至少我认为，当时除了被禁言的情况以外，如果能被报道出来，基本还是可信的，有良心的媒体比现在多些），而现在我看到的大多数消息，比如说我周边有确诊病例的消息，信源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公众号，而官方渠道又有不报少报、削弱事态严重性的倾向，所以我根本无从知道这是真是假，我只知道这个消息通过大量转发，已经散开了，大家都很害怕。

疫情之下，我看不到更多，我甚至拒绝看更多。我只关心，个体除了提高警惕，少出门、戴口罩、多喝水、勤洗手以外，还能怎么办？

答案目前来看是无。

我想到了死亡。

人在理智层面知道一件事，和在情感层面切实感受到一件事，两者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我当然知道我随时可能死去，任何一场意外都可能导致我没命，所以才更加要小心，对于自己可以掌控的生命威胁要主动避开，但是在情感上，我向来都会回避“我死”这个主谓结构的句子。比起我自己的死亡，我更害怕家人的离开。昨天出门，现在想来很后怕，而且昨天上海下了很大的雨，我和妈妈都淋了些雨，虽然回来以后喝了姜汤吃了药，但妈妈还是担心自己可能着凉，我心里很愧疚，她也在怪我为什么昨天执意出门，其实我也没有坚持一定要出去，只是昨天还没有真正感受到闭门不出的必要性。现在我体会到了，我非常害怕妈妈有任何意外，当我这么跟她说时，她说那她还是宁可自己出事而我健健康康，毕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听了更加害怕，说了句希望我们都齐齐整整，就没再说下去了。

我和妈妈的关系一直都是如此，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经常碰撞，我和她又都是急脾气，导致我们经常吵架，而每次说到类似这样情感流露的，所谓走心的话题，我们就都会避开，很少深入。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情况，家人之间缺少情感交流，很少拥抱亲吻。过年，本是团聚的节日，虽然近几年来一般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过年，几乎没有走亲戚，吃饭也是家常菜随便吃吃，所谓年的氛围几乎为零。随着我单身的日子越来越长，我们的相聚越来越成为她唠叨我的主场，而我根本无法让她相信我现在一个人也过得挺好，我早已放弃说服她。既然如此，我现在回家一般都会选择白天出门在外，早晚在家，我犬儒地觉得这样已经成了我们之间减少摩擦冲突的好方法。而这次，因为疫情，我们两个都被困在了家里，即使是一百多平的大房子，还是多了好多面面相对的时刻，如果没有其他可供讨论的背景音（比如电视、电影）的存在，有好多时刻我都不知该说什么了。而这次的背景音，基本就是疫情，越讲越害怕，再加上窗外的阴雨，几乎要成抑郁的前奏。

暂时先写这些，码字无法减少恐惧。今天大年三十，疫情传播刚刚开始，年也才刚刚开始。可见的未来，仍是未知。

昨晚从贵阳出差回到北京已是很晚，匆忙洗了个澡就睡下了，错过了本该有些仪式感的跨年总结。其实从几周前就翻开了去年年初在朋友圈流行的新年flag，开始回顾自己一年都干了些啥。工作之上的小成就不待说，我立下的flag都是工作之外的，今日再回看，分别写上几句，就当简单的总结了：

（1）多陪伴家人。

这一条可能要和最后一条“和解”放在一起看。我和我的咨询师讨论过好几次，自从2017年秋天我和妈妈非常欣赏和认可的我的某位前男友分手以后，我和她的关系就变得很糟糕，我们无法互相理解，经常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她的催婚、对我的不理解，让我难以和她长时间共处在一个空间。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回避与她的面对面相处和电话等。而在这么做的同时，我内心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愧疚感，一面指责自己的不孝，一面继续与她僵持。所以在2019年一开始我就对自己说，要与她和解，多花些时间陪伴她。

从量化的完成情况来看，2019年我一共回家两次，过年和国庆假期，依然有争论和吵架，从小到大那么多年的问题积累，根本不是几次谈话就能讲清楚的，母女之间的很多情绪也根本讲不清楚。她还是想说服我过她想让我过的生活，而我，在经过多次努力尝试后，已经基本放弃了说服她相信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我和咨询师说，我做不到，我说服不了她，然后我就放弃，并且接受我们之间无法达到我想象中的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完美的母女关系。

我一直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这次，从母女关系的修复这一方面，我放弃了对于完美的追求，我选择接受现状。咨询师说，这对我来说，是值得鼓励的进步。既然无法改变，那就接受。说起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但对于我，这点心理上的变化，几乎是第一次放弃“完美”，非常难得。

我依然羡慕常听的播客“steve说”里steve能够和他父亲有固定频率的深入交谈以及类似“老爸十问”的对话，我暂时做不到，“和解”不成，我选择“接纳”。

（2）继续学法语。

2019年一整年都在法语联盟学习。自从把家搬到呼家楼以后，走路往返法盟非常方便。除了每周一次在课堂上的edito教材已经进入b1.1阶段以外，我还在自学alterego+教材和专门的语法教材。由咖啡因提振的学习热情、侯麦电影里演员们对于哲学和关系的讨论、朗读法语时唇舌之间的缠绵，都让我越发陶醉于法语学习。2019年夏天第二次去了巴黎，因为已有经验，法语程度也有提升，所以走在街头更加从容，去的地方也避开了喧闹的游客人群，反而更能体会相对更安全和local的生活状态。2019年还借助在法盟图书馆借的法语原版书，读了《消费社会》，更加感到，学习语言能够给我带来的自由，不用依赖翻译的阅读原文的自由。毕竟从一开始我想学习法语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想要读原版的法语哲学和社会学书籍，就像我已经能自由地读英语原版一样。

（3）5-6月去那不勒斯！

待完成。

年中去的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当时还是固执的想把意大利留给未来的爱人（虽然这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了）。

（4）学会自己做手冲。

未完成。但咖啡器具已经从法压壶变成了挂耳。对于10g左右的挂耳包，配上云朵壶，冲泡起来会有类似手冲的体验。通过一些尝试，开始明确地知道自己对于咖啡的口味偏好，比如奶咖最爱澳白的配比，并且最爱浓郁豆配燕麦奶不要拉花，再比如单品手冲最爱肯尼亚和埃塞等偏酸的口味，无法接受蓝山和任何冰滴。另外，2019年通过和seesaw barista的各种交流，正式打开了对咖啡世界的认知大门。刚刚起步，to be continued.

（5）继续主题阅读，而且要多写！输出输出！

2019年是工作近四年来最忙的一年，但也是工作之外读书最多的一年，我调侃地跟自己说，大概是因为这年全年都单身吧，有更多时间精力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书里。年底时分，看了下自己的豆瓣书影音小结，2019年读过48本书，每一本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评论，其中桑塔格、鲍德里亚、陀思妥耶夫斯基、Happy reader是读的最多的。女性的主题依然是我最关注的，尤其是去巴黎时又从莎士比亚书店带回了几本feminism架上的论著，我把它们归集在一起，和桑塔格全集一块，放在了书架最醒目的位置。These somehow provide me with real power.

（6）钢管舞走起。

待完成。

（7）和解。

如1中所写，年初制定flag时对于和解想到的只是与妈妈的和解。但年终再回顾时，我发现似乎已慢慢和自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我接纳了平胸的自己，body shame减轻，慢慢走出了被metoo给我带来的挫败和受伤，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不把自己逼得太厉害。一年多时间的31次咨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对于单身的我来说，播客的大量输入和我自己的写作输出，都让我的情绪和表达有了适当的出口。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只有一个文件，是我每次咨询后做的记录，我给它取名为“礼物”，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欧文亚隆的《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我也把这目前已攒的86页45409字作为这一年成长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

今天回看2019flag时，我发现最后一条“和解”似乎可以作为去年全年的主题。而2020年第一天，我全天都在想今年要给自己设定怎样的主题。一大早起来收到的唯一一条微信祝福，来自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虽然自从她移居美国，结婚生子以后，我们之间因为时差和不同的生活轨迹等原因，慢慢减少了联系，但是今天收到她的问候以后，我们倒是重新catch up了。从我一个自喻为事业女性的角度看，她现在全职家庭主妇的状态我并不认可，尤其是听她说起她的博士后老公工作太忙，除睡觉外，每天只能在家早晚各一个小时，一周七天都是如此，而他们刚出生一年的儿子全靠她一个人带，外加她还得负责准备三人一日三餐后，我更加担心她的状态了。于是，在今天聊天的最后，当她说有空再聊时，我很认真地回了一句，要多聊！母亲真是不容易的角色，而在母亲的身份之外，她依然还是一个独立的、需要除了老公和儿子以外的其他生活主题的个体，我想给她更多支持和鼓励。就在回复她的那一刻，我基本确定了今年我想给自己的主题词是：Connection. 就像我在下面第4条中所列，I wanna catch up with old friends and try to make new friends. 许久不曾联系的老朋友，还是要重新拾起来，而工作之外的圈子，也要扩大，尤其是我想要多接触非经管背景的人群，就像法语班上的同学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求学经历和人生经验，远比在我身边占大多数的经管背景人群丰富得多，我不希望自己被小圈子的固定思维模式限制，我想要看到更多元的世界。

2020年，工作之外resolutions as follows:

1. 法语通过DELF B1。
2. More reading and more writing.
3. 柏林当代艺术和咖啡厅之旅。
4. Catch up with old friends and try to make new friends.
5. Translation.
6. 力量感 春暖花开时钢管舞走起。
7. 继续正念饮食。
8. Connection.

Hannah死了。自杀。

这个年轻的美丽女孩热爱新闻，只身一人来到纽约，从UBA的junior booker做起，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亲戚、朋友，一心投入工作中。工作中，她遇到了电台闪耀的当家主持Mitch，在她眼里，他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为了寻找能够上节目发表观点的权威人士，她用尽一切弱连接、强连接关系，终于通过一次成功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的机会，获得了包括Mitch在内的同事的关注。于是，在Vegas枪击案发生以后，当电台人员第一时间准备赶到现场时，Mitch通过producer找到了她，让她也以junior booker的身份去往现场。

在一座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枪击创伤的城市，她和Mitch在工作间歇相遇了。当Mitch邀请她去他的房间看喜剧片调整心理状态时，她哪里会想到任何一丝和sex有关的可能性呢?在她眼里，Mitch不仅是journalism的典范，也几乎是moral model啊。于是，当这个model全身压在她身上时，她是懵的，不敢拒绝，也无力拒绝。在漫长的震惊中，她被侵犯。

回到纽约后，她再与Mitch迎面相遇，Mitch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更加让她震惊的，是当她冲向boss办公室想要说出发生了什么，结果boss打断她“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然后她就被promote成了head booker。显然这位boss什么都知道，并且以诱惑的职位让受害者keep silence从而纵容Mitch的各种misconduct。听着这个从来没见过她的boss说着他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认可，Hannah想到了自己被压在身下时的屈辱，她很想拒绝这个promotion，但是，想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努力和这个的确十分诱人的职位，她始终说不出口一个no。

可是之后的几年里，head booker职位的日常一直在提醒她，她是如何得来的这份工作。屈辱的身体记忆，附带对Mitch、UBA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感的崩塌，时刻伴随着她。

在看第一集时，我注意到这个女孩，是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穿的衣服非常好看，而且满脸自信，工作能力强，看起来是个很有力量感和自我价值感的聪明姑娘。直到第8集末尾，Mitch突然出现在她家楼下，说她欠他的，想让她报答他，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个女孩究竟经历过什么。

自#MeToo最早在美国爆发以来，我就很关注这个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展。但是，直到去年此时，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工作中的性骚扰，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些说出#MeToo经历的人的心情变化，从而真正把#MeToo看成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

我永远记得，当他抱住我时我的错愕，我根本来不及反应，更别说愤怒地推开他。他是领导，虽然不是我的直接上级，平时和我在工作中少有往来，办公室也在进入公司大门后的两个方向，但我还是礼貌地把他当成职级比我更高的前辈，希望可以从他的从业经验中学到一些什么。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怀疑中。在日常工作中，我究竟给人怎样的印象？为什么他认为我会屈从于他？

后来，我跟两个前同事，当时是朋友的人、以及其他几个朋友说起我的经历，我说我被#MeToo了。她们之中，有人反问我#MeToo是啥？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答应和他单独出去？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在她们眼里，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是我心里暗暗想借此得到一些什么。还有人听过我的诉说后，表示了震惊，但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想可能是她们不知该如何面对我。听到这些以后，我再也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提起过任何和这段经历有关的感受。我知道，她们根本无法了解。即使同样身为女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感受到面对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骚扰者，一个人首先是从未设想过会有被骚扰的可能性，于是不自知地踏入其中（在别人眼里，这就好像成了受害者是主动的证据），接着就是不敢拒绝，或者非常震惊，根本来不及拒绝，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事后，除了屈辱感以外，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伴随着他人的指责带来的自责感等等…这样复杂的感受，只有亲历者可以体会、共情。

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中。我看了Roxane Gay的《Hunger》，她提到她被侵犯的经历，以及在那以后患上的暴食症，让她变得huge，好像隐藏起了自己的女性气质。而那几个月，我也开始吃得很多，似乎是想逃离社会对女性身材的规训，随心所欲地做自己，但似乎也带着“避开所有带着性意味的目光”的隐秘意图，又或许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不带有任何理性的目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确实变胖了不少，当然我并没有因为吃而变得快乐，我依然沉浸在无休无止的痛苦里，并且反而增加了“我为什么要靠食物来调整情绪，我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和愧疚感。

于是，我走向了心理咨询室。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在这一年的持续咨询里，我也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看各种与女性和存在主义相关的书和电影，写作，健身，做各种让我快乐的事情。这一年里，我多次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播客等渠道看到或听到类似的话语，“任何事都是关于性，只有性，是关乎权力”，这句话让我印象太深。这一年里，中国社会与#metoo有关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发生，而集中点燃社会讨论的事件就是某东平台创始人在美国的强奸案。由于同时期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以及这位强奸犯的妻子曾经颇为有名等背景，社会大众对这件事的关注远远多过对同类型的学术界、公益界等类似事件的关注。但是，在强奸犯本人的经济实力、以及该平台强大的公关能力之下，大众的关注点逐步转移，所谓“仙人跳”、“反转”、“阴谋论”的指责不绝于耳，并且成为了公共聚会、商务宴请、家庭闲聊的谈资和笑料。

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这些讨论和嬉笑，我都很愤怒，但也很无奈。#MeToo并没有改变什么，这个社会依然期待“完美的受害者”，工作场合和社交场合下，权力的悬殊差异对弱者的压迫从未有任何可见的好转。这点在中国这样一个high power distance的社会尤其突出。所以，当舆论中开始出现“#MeToo是否矫枉过正”的所谓反思的声音时，我真想说，这哪里是矫枉过正？根本只是一颗石子掷入大海，只有那昙花一现的涟漪罢了。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在职场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毒瘤，难道不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么？

对，你能读出我的愤怒。

剧集的最后，Hannah向Bradley讲述这段过往，几乎崩溃。UBA高层用promotion来试图让Hannah闭嘴的场景重演，Hannah接受了，画面呈一片亮白色。然后，她选择了自杀。

当Bradley问Alex她可不可以采访Mitch从而揭露让受害者沉默的UBA企业文化时，Alex脱口而出职场就是这样的。是的，每个身处其中的权力弱者，都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像当时的Alex一样，选择接受，甚至同谋。但是，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要控诉，应该要追求改变。于是，第一季的最后，两位主播作出了改变的选择。这个结局，让观众很爽，也让观众开始期待第二季如何改变。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一直没有举报那位领导，我还是时不时在公司听到他阴阳怪气的普通话，甚至有时和他单独同电梯，他还会用他那阴阳怪气的普通话问我最近怎么样，除了沉默和投以愤怒的眼神，我什么都没有做。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那几个问我#MeToo是啥的朋友。连我身边都有尚且不知道#MeToo的人（至少基于一线城市高知白领阶层的自我认知），可见这个运动别谈完成了，甚至才刚刚开始。我不期待全社会都能对受害者共情，但是请千万别再说什么矫枉过正，先从看看类似Morning show这样还原现实的剧集开始了解啥是#MeToo吧。

比起原作改编和省略都蛮多，比如省略了佐西马长老的大篇幅独白，省略了郭力亚和伊柳沙的故事（这个很合理，毕竟本来小说就是未完成，下部里我推测可能是以阿廖沙和郭力亚为重要人物的），省略了格鲁申卡的许多故事，省略了德米特里打倒他爹的紧张过程和他的审判全过程，对于案件本身不留悬念，从一开始就几句话交代清楚是斯乜尔加科夫杀的人。删减之后，重点更加突出了，并且在大段对话和内心独白部分都基本保留小说原貌，看起来特别亲切。

我比较喜欢的几个改编是：

1. 阿廖沙第一次去卡嘉家里看她时碰上了格鲁申卡，然后将格鲁申卡的波兰军官故事融合在三人的多次重复里，同一段话被不同人重复，配上音乐，加上卡嘉的超快语速（这点超级喜欢，演绎出来的卡嘉和小说相比，有更强的力量感），给观众的体验特别好。

2. 把佐西马长老死后尸体发臭的事通过一档新闻直播和现场连线表现出来，特别贴合充斥着网络暴力和舆论暴力的当下社会，“人们爱看正人君子堕落和出丑”，这点真是永恒真理。

3. 增加了霍赫拉科娃的戏份，印象中小说里是没有重点强调佐西马尸体的发臭对她的信仰动摇的影响的。

4. 把斯乜尔加科夫的身世放到了最后才说，并且通过他自己的口来讲述，他从那个（只有俄文没有翻译的）汤里抱出一个婴儿时，婴儿的脸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斯乜尔加科夫自己，这个设计蛮喜欢。

5. 由父亲来扮演伊万心中的“魔鬼”，把小说里最带劲的文本之一呈现出来，伊万的光明面与阴暗面之冲突，看着那大段大段的字幕，间或转头看下演员的表演，完全不觉得累，反而精神特别振奋，个人感觉是这部剧的高光时刻。

第一次来乌镇戏剧节，第一次看那么长的话剧，也比较少接触多屏幕呈现的舞台形式，对我来说还蛮新鲜的。还好傍晚加喝了一份咖啡，全程无困意，对得起为了它专程从北京飞回上海又过家门而不入，直奔乌镇了。回去再读一遍老陀。

今天在PSA看了一套当代艺术作品，全都是影像记录，我看了其中的三个，都以素人为主角。主题类似，都是儿子牵引着被蒙住眼睛的父亲或者母亲，带他们走日常的路。三个又各自有些不同的细节。

第一个是儿子和父亲。儿子扶着父亲的肩膀，从家门口走去车站，然后坐车去往大众戏水的河边。这条路大概是父亲平时常走，已经熟悉的路。儿子一开始不怎么说话，只是扶着父亲的肩，而父亲不停在问，路平么？好走不？有车不？儿子安慰父亲，没事，跟我走。慢慢的，儿子就开始主动跟父亲说，走，路平着呢，（有坑）我会提前告诉你的。两人就这么走到了河边，父亲解开视障后下水游玩。

第二个是儿子和母亲。儿子牵着母亲的手，从家门口去菜市场买菜。这个作品里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儿子大概不太懂怎么挑菜，所以每次都先把菜放到母亲手中让她摸摸，得到母亲的认可后才会掏钱买下。在买馒头时，商家说一块钱三个，母亲问十个多少钱？商家只说，三块钱九个。母亲转头对儿子说，哎不要了，前两天三块钱可以买十个小点的馒头。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第三个也是儿子和父亲。和前两个不太一样的一点是，虽然也是父亲的眼睛被蒙住，但却是儿子双手搭着父亲的双肩走在父亲后面，由父亲带着儿子在空旷的红土地上走，所以父亲其实成了引路人，儿子只是跟着父亲并且负责照顾父亲行路的安全。父亲显然很了解这片区域的历史，边走边讲给儿子听，这里以前是国民党的机场，后来成了砖厂，再后来砖开完了就荒了。儿子边听边问父亲各种问题，这段影像因而还多了些口述历史的意味。

我在看第一个时，心里想的是，信任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被蒙住眼睛的一方在内心无助的情况下，完全相信另一方的指引。同时，除了被蒙眼的一方以外，作为牵引者的子女也需要主动reassure父母，就像儿子后来对父亲做到的那样。然后我就暗暗计划，这个活动将来可以和potential partner一起做，应该会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而看到第二个时，我又觉得，在这套作品里，被蒙眼的一方对他们要去的地方和路线已经熟悉，如果更进一步，改掉这个设定，而让被蒙眼的人去到他们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能否完全信任他的指引者？指引者又能否指好路？最后，当看完第三个影像，我想到的是，这个名为「shoulder」的project，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两代人之间的和解，通过一个physical的牵引活动，让渐行渐远的两代人重新建立或者说加深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是先看的视频影像，再看的作品的文字介绍，然后发现名为「无关委员会」的艺术家团队的初衷和我最后想到的点基本一致，「shoulder」是一个「行走计划」的一部分，「蒙上眼睛的父母被已经成长离家的孩子牵引扶携，这是多年来渐行渐远的亲人之间的重新相关。他们所重访的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关系」。

《鬼》是我读的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第一遍读之前，我没有看任何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涅恰耶夫案件以及废奴以后的俄罗斯社会风貌）的介绍，只求先把俄罗斯文学作品里惯有的长长的姓名记住，至少弄清每个人物分别都是做什么的，就这么只看故事情节地读完了第一遍，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前面大半段有很长的铺垫，而且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叙述得很分散，而最后突然节奏变快，所有的铺陈都有了意义，到最后沙托夫被杀、基里洛夫自杀，在这两个我认为的高潮过后，交代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病逝（进而借斯捷潘之口解释了书名“鬼”的圣经来源）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全书终。

了解了涅恰耶夫案件以后，我又读了一遍《鬼》。没有了初读时晕晕乎乎的感觉，这次我看到了更多细节，比如关于斯塔夫罗金“聪明绝顶的蛇”和他心头的蜘蛛的隐喻，比如作者借多人之口描绘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再次读罢，我有了提笔写几句的想法，绝非书评，只是随读笔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擅长写人物的，而且每个人物都有非常多的语言，每段语言里都加入了很多观点。这么多时而互相佐证，时而互相矛盾的观点读来，让人有很多思考，但并不能总结或者提炼出所谓的中心思想，因为他笔下的人和观点都太丰富了。以下罗列几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观点：

1. 无神论者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是非常不矛盾的一个人物，从头至尾他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从未改变要自杀的决心。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最后的自杀做铺垫，而在我读的这版里关于基里洛夫之死的插画，配上彼得看到他死后的样子时的恐惧的描写,几乎是力透纸背地让我也感受到了恐惧，难以平复。

基里洛夫说：

只有把生死看得无所谓才有完全的自由，这是全部的目的。

生命是痛苦，生命是恐惧，因而人是不幸的。现在只有痛苦和恐惧。现在人爱生命，是因为他爱痛苦和恐惧。人们就是这样。生命现在以痛苦和恐惧为代价，全部错觉就在这里。现在人还不是那样的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会出现的。谁把生死看得一样，谁就是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是上帝。而那位上帝就不再存在了。

石头里没有疼痛，可是在对石头的恐惧中有疼痛。上帝是一种恐惧死亡的痛苦。谁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是上帝。谁仅仅为了扼杀恐惧而自杀，他就立即成为上帝。

谁想获得根本的自由，谁就应当敢于自杀。谁敢于自杀，谁就识破了错觉的秘密。此外没有自由；这就是一切，此外一无所有。谁敢于自杀，他就是上帝。

不久前我见到一片黄叶，略微泛绿，边缘有点儿腐烂了。它在风中飘落。十岁时，我在冬天故意闭上眼睛，想象着一片树叶，绿莹莹的，耀眼的，上面有叶脉，阳光灿烂。我睁开眼睛，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太美好了，于是又闭上眼睛。树叶好，一切都好。一个人不幸，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只是这个缘故。这就是一切，一切！一旦知道了，立刻就成了幸福的人，立刻。谁教导人们懂得人人都好，他就缔造了和谐。

如果有神，那么一切意志归于他，因而我不能脱离他的意志。如果没有神，那么一切意志归于我，因而我必须表现出一意孤行。我必须自杀，因为我的一意孤行的最充分的表现就是亲手杀死自己。

2. 沙托夫

沙托夫是前农奴的儿子，年轻的大学生，在国外期间改变了传统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但后来又想退出自己加入的所谓秘密组织。虽然他是整个事件中被阴谋杀害的重要人物，但是关于他的正面描写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他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段对话以及临死之前成为了幸福的父亲的描写。更多提到他，都是在别人的口中。

他与斯塔夫罗金有一段关于民族（尤其是所谓真正伟大的民族对于独一无二的执着追求）的极其精彩的论述：

民族是上帝的载体。任何民族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独特的上帝，并毫不调和地排斥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上帝时，才是一个民族；这时这个民族坚信，必将以自己的上帝战胜所有其他的上帝并将他们逐出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民族都具有这个信念，至少是所有伟大的民族，所有多少值得表彰的民族，所有站在人类最前列的民族。违反事实是不行的。犹太人或者就是要等待真正的上帝，于是他们给世界留下了真正的上帝。希腊人神化自然，并把自己的宗教，即哲学和艺术遗留给世界。罗马神化并建立了国家的民族，于是把给各族人民遗留了国家。法国在其全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不过是罗马上帝观念的体现和发展，它之所以终于把自己的罗马上帝抛入深渊而一头栽进无神论，即他们目前所谓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因为无神论终究要比罗马天主教健全。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不相信唯有它们（正是他们，而且唯有他们）才拥有真理，如果不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有使命以自己的真理使一切人复活、得救，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立即变为人种学的材料，而不成其为伟大的民族。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生活中扮演次要角色，甚至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那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要是丧失这种信念，那就不成其为民族了。

3. 无政府主义者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一段经典的评价：“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陀氏以涅恰耶夫为原型，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从一开始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遗落他乡的儿子的身份出现，到后来通过玩弄和利用（互相？）尤莉娅·米海洛夫娜、“五人小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死刑犯费季卡等人，在众人之间周旋，造成混乱，一步步达成谋杀沙托夫并逃离的目的。

而他召集“五人小组”的做法，一开始他就和斯塔夫罗金坦白了：

最重要的是——封官许愿，很起作用。没有什么比封官许愿更有影响力了。我故意想出一些官衔和职位，我这里有秘书、秘密侦察员、财务主任、主席、收发员以及他们的同事，这些名目很受欢迎，他们非常乐于接受。然后是另一种力量，不用说，那就是多情善感。要知道，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的传播，主要就是靠动之以情。可糟糕的是，有咬人的少尉之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上一个。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痞子，这些人嘛，算得是好人，有时很有用，不过要在他们身上花很多时间，要不懈地加以监督。最后，最主要的力量却是把一切都结合在一起的水泥，——这就是耻于有自己的主见。这可真是一种力量！要是谁在工作，要是这种‘招人喜欢的人’在办事，谁的脑子里也不会有任何主见！他们认为有主见是可耻的。

此外，借斯塔夫罗金之口，一开始就预告了沙托夫之死：

有一招更好：您去怂恿四名组员干掉一个人，借口是他告密，于是您就可以通过一次流血使所有的人都俯首帖耳。他们就成了您的奴隶，再也不敢反叛或要求您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不得不说，彼得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简直可以用作鼓吹群众运动的圣经，陀氏深谙人性可见一斑。

4. 尤莉娅·米海洛夫娜

小说中女性人物不多，这位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第一人称“我”的记述很好地概括了她在虚荣间无意助长了无政府主义行动的一生：

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很为她惋惜）本来可以得到她所醉心和迷恋的一切（荣誉及其他）而无需采取她在下车伊始就着手的那些激烈而有悖常理的行动。可是也许由于过分耽于幻想，或由于在豆蔻年华长期抑郁、失意，随着命运的转折，她陡然觉得自己似乎负有十分特殊的使命，几乎就是“头上闪着光环”的登基女皇，而灾难恰恰就在于这光环；因为它毕竟不是发髻，可以伏在任何一个女人的头上。然而这个真理最难让女人信服；相反，谁愿投其所好，谁就能达到目的，而投其所好者趋之若鹜。可怜她一下子成了各种势力的玩物，却还自以为是有独立见解的女性。她在省里短期当权时，许多奸诈之徒利用她的天真，靠她大发不义之财。于是借独立见解之名而出笼的是一个大杂烩！她既欣赏大规模土地占有制，也欣赏贵族，既欣赏加强省长权力，也欣赏民主因素，既欣赏新制度和新秩序，也欣赏自由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社会观点，既欣赏贵族沙龙的严峻风格，也欣赏她身边青年们的粗野放肆。她梦想造福于人，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梦想把一切人和一切事都统一于对她个人的热爱和崇敬。她也有她所宠爱的人；比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以极其粗俗的阿谀逢迎赢得了她的欢心。但她喜欢他还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奇怪极了，而且最能说明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特点：她一直希望他会向她揭发一个叛国大阴谋！无论多么难以想象，但情况就是这样。不知何故，她觉得省内一定隐匿着一个叛国阴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有时默然不语，有时又隐约其词，从而加深了她的这个怪想法。她却认为，他与俄国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同时对她又忠诚得近乎崇拜。阴谋的败露，彼得堡的嘉奖，未来的飞黄腾达，为了使青年悬崖勒马而对他们采取“怀柔”态度——在她那想入非非的脑袋里这一切都和睦共处，相安无事。要知道，她真的拯救了，真的制服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嘛（不知为什么，她对此确信不疑），她一定也能拯救别人。他们谁也不会，谁也不会遭到不幸，她将拯救他们所有的人；她要对他们分别对待；她要把他们的不同情况呈报上去；她将秉公行事，也许历史和俄国所有的自由思想都会传颂她的美名；而阴谋终究要被揭露。万事大吉。

5. 卡尔马津诺夫

第一遍读时，我基本忽略了这位着墨不多的过气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只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第一人称“我”对以卡尔马津诺夫为代表的曲意逢迎、名声稍纵即逝的作家才子的讽刺之辛辣：

一般地说，我们所有那些眼高手低的才子先生们，生前往往几乎被奉为天才，一旦去世就仿佛突然间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殆尽，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在生前，只要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取代了他们的创作所属的那一代，他们就会快得出奇地被所有的人所遗忘，所藐视。在我国，这种情况似乎是瞬息间发生的，就像舞台上更换布景一样。啊，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伏尔泰，所有这些有独创性的先驱者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其次，那些眼高手低的才子先生们一到晚年往往陷入文思枯竭的窘境，自己却懵然不觉。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长期被认为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因而人们期待他对社会的发展发挥非凡的重大影响，结果却暴露了他的基本思想是如此浅薄、渺小，以致谁也不会为他那么快地文思枯竭而惋惜。然而白发苍然的老先生们却见不及此，因而气愤难平。正是在他们的文学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虚荣心却让人触目惊心。天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人物自居，——至少是自视为神。据说，卡尔马津诺夫把结交权贵和上流社会看得几乎比自己的灵魂还重。据说他会欢迎您，亲切相待，曲意逢迎，让您着迷于他的温厚，尤其是他若有求于您的话，或者您是实现经人举荐的。可是只要来了一位公爵，一位伯爵夫人，或者以为他所畏惧的人物，他就认为他的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极其轻慢地把您忘掉，好像您是一片木屑，一只苍蝇，而且就在您还未及离去的时候；他还真的以为这是极其高尚而优雅的风度。虽然他泰然自若，深谙良好的风范，可是据说他极爱虚荣，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致掩饰不住这位作家的应激反应，即使是在那些对文学不大感兴趣的社交场合。要是有人偶然由于态度冷淡而使他受窘，他就痛感屈辱而睚眦必报。

但第二遍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位作家除了在那场晚宴上发表了冗长的告别演说之外，对着第一人称的“我”还表达过一段关于时下俄罗斯社会风貌和民族特性的观点：

我十分清楚，为什么有钱的俄国人纷纷拥往国外，而且一年比一年多。这只是一种本能。一艘船要沉了，老鼠最先逃离。神圣罗斯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贫穷而危险的国度，它的上层是一批虚有其表爱慕虚荣的乞丐，国内为数众多人居住在鸡腿支撑的茅屋里。这个国家欢迎任何一种出路，只要有人把这个出路解释清楚。只要政府还想抗拒，它在黑暗中挥舞大棒，却打在自己人身上。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无可救药。俄国就其现状而言是没有前途的。

人人都怕传单，可见它们是有力量的。它们公开揭露谎言，并且证明，我们无可抓挠，无可依靠。当人人都沉默的时候，传单在大声疾呼。它最足以骄人之处（且不谈形式）是那种闻所未闻的直面现实的勇气。这种直面现实的能力，只有俄国的这一代人才有。不，在欧洲，人们还不能如此勇敢，那里是坚如磐石的王国，那里还有所依靠。根据我的见闻和判断，俄国革命思想的全部本质就在于贬低荣誉。我很高兴，这一点是那么勇敢而无所顾忌地表现了出来。不，在欧洲人们还不能理解这一点，而在我国人们恰恰热中于此。对俄国人来说，荣誉只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它在俄国人的全部历史上历来就是负担。公然宣扬‘蒙受耻辱的权利’最能吸引俄国人。

小时候，俄罗斯文学和电影总是给我一种充满苦难的阴郁感，我一直觉得这和远东太过寒冷的气候有关。后来，了解了俄罗斯农奴制的漫长历史以及东正教的宗教传统以后，我才知道，压迫群众的农奴制之所以能够在沙俄推行甚久，与东正教的“苦难救赎”思想是分不开的，只有秉持这种信念，才有可能接受现世的压迫，两者看似矛盾，实则互相平衡。而这里，卡尔马津诺夫（或者说陀氏）说“公然宣扬‘蒙受耻辱的权利’最能吸引俄国人”，显然又是东正教传统的延续。

6. 希加廖夫等“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等人是陀氏塑造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跟随者的代表。其中，希加廖夫是一个出场很少的人物。他临阵脱逃，没有直接参与谋杀沙托夫的行动。而在一场聚会上，他关于未来社会“十分之一的人口享有个人自由以及对其余十分之九人口的无限权力，剥夺十分之九的人类的意志”的设想，又带着浓重的乌托邦气息，“我的出发点是无限自由，而结论却是无限专制”，映射了书中多次提及的傅里叶思想。

除了希加廖夫以外，杀死沙托夫后，谵妄地叫着“这不对头啊，这根本不对头啊”的维尔津斯基、自首说出一切的利亚姆申、拿着早早准备好的假护照逃走的利普京等人，都各有各的性格特点。

更值得一说的，是那个年轻人埃尔克利，与其说他信仰所谓共同事业，不如说他信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作为彼得的执著追随者，他始终相信彼得的每一句无中生有的话，坚决地执行彼得的所有命令，即使是在送彼得逃离，以“保留革命的果实”时，他依然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共同事业，而他自己是不值得一提的。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对彼得一丝一毫的怀疑。这个人物，让我想到阿伦特“平庸的恶”。对于一个没有既定价值观的年轻人来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那么有吸引力，以至于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反复重演，在现代社会也屡屡再现。人心究竟会屈从于什么？人真的如弗洛姆所说有着天然的“逃避自由”的价值倾向么？这个问题细想起来，非常可怕。

7.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除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外，陀氏着墨最多的就是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了，尤其是最初版本未收录的他对季洪主教的忏悔章节，将斯塔夫罗金在无神论与渴望惩罚之间，在善良与恐惧之间矛盾的一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他的长篇自白信，第一人称“我”说：

在我看来，这份文件是病态的作品，是控制了这位先生的鬼魅所作。仿佛一个人因为剧烈的病痛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想找到一个睡姿，哪怕能使自己的痛苦得到暂时的缓解。甚至也不是要缓解痛苦，而是只想能在片刻之间以一种痛苦代替原来的痛苦。这时当然已顾不上睡姿是否优美或合理了。这份文件的主旨是一种可怕的、由衷的渴望，渴望受到严惩，渴望十字架，渴望受到全民的惩罚。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不信仰十字架的人对十字架的渴望。与此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整个文件是肆无忌惮而情绪激昂的宣泄，尽管写作的初衷并非如此。作者声称他“不能”不写，是“被迫的”，这是很可能的：如果可能他宁可绕过这杯苦酒，然而他看来的确是不能不写，于是他只求抓住适当的时机开始新的肆无忌惮的行径。是的，病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但愿以一种痛苦代替另一种痛苦，而与社会作斗争在他看来就是最舒服的睡姿，于是他向社会发起了挑战。

在这封自白信中，斯塔夫罗金坦白了自己奸淫幼女的过往（这点在他和沙托夫的谈话中，沙托夫也曾无意说起，斯塔夫罗金一听脸色发白，也算是对此的铺垫），他坦言自己的心境：

我的公民感情就是在四个角落里放好炸药，一下子炸毁一切，只要值得这么干。不过我毫无恶意，因为我只是寂寞而已，别无其他。我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

我从来不会感到恐惧，生平除了这个事件之外，无论以前还是以后，从来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可是这一次我害怕了，简直怕得发抖。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深感屈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自杀；可我觉得自己连死也不配。不过，我并非因此而没有自杀，而是由于恐惧。人会因为恐惧而自杀，却也会因为恐惧而苟且偷生。

当我坐着喝茶，同他们闲聊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暗自下了严格的断语：我不知道善恶也没有善恶之感，不仅丧失了这种感觉，而且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善恶（这使我感到高兴），只是一种成见而已；我可以摆脱一切成见而自由，而我一旦得到这种自由，我就完了。这是第一次以断语的形式所认识到的。

除此之外，在我第二遍读《鬼》时，带着已经读过译者后记的心态，我有意识地抓到了在斯塔夫罗金身上反复出现的关于“红蜘蛛”的隐喻，比如在自白信里，他说：

我拿起一本书，又扔下了，开始看着老鹳草草叶上的一只红色的小蜘蛛，竟看得出神了。

可是我在那灿烂的阳光中，似乎突然看到一个小圆点。一切就是这样并由此而开始了。这个小圆点突然变了样子，于是我突然清楚地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红蜘蛛。我立刻回忆起在老鹳草的草叶上的它，那时，夕阳斜晖也是这样流泻着。

更耐人寻味的，是莉娜面对斯塔夫罗金并非不真诚的示爱，也提到了“蜘蛛”：

我总觉得，您会把我带到某个地方去，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一人高的毒蜘蛛，于是我们一辈子就那么看着它、怕着它。我们彼此间的爱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消失了。

译者在后记说，蜘蛛象征了斯塔夫罗金心中的恶。或许是吧，也或许不是，但反复出现的蜘蛛，而且是在夕阳斜晖等看似平静岁月里在草叶上出现的蜘蛛，在我看来，就像是每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人物一样，阳光总伴随着黑影。

8. “鬼”

小说最后，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口，将书名“鬼”的（至少其中一种）寓意解释清楚，圣经原文与解释抄录如下：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这与我们俄罗斯毫无二致。这群从病人出来，进入猪里去的鬼，就是千百年来，千百年来积聚在我们伟大的、亲爱的病人，我们俄罗斯身上的一切痈疽、一切腐败、一切污浊、一切大鬼小鬼！是的，我历来热爱的俄罗斯。但是上帝的伟大思想和伟大意志荫庇着她，就像荫庇那个被鬼附体的疯子一样，于是这一切鬼，这一切污浊，在病人表皮上腐烂的这一切癣疥之疾都会出来……并且自己请求进入猪里去。很可能已经进入了！这就是我们，我们和那些人，和彼得鲁沙……以及他那一伙，我呢，也许就是第一个，走在头里，于是我们，丧失理智的疯子，从悬崖上跳入大海，全都淹死，我们活该落得这个下场，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但病人将康复，‘坐在耶稣脚前’。

9. 其他

季洪大主教对无神论和世俗冷漠观点如下：

彻底的无神论比世俗的冷漠更值得尊敬。彻底的无神论者，无论如何，毕竟是站在到达彻底信仰前的最高一级台阶（不管能否跨越这个台阶），而冷漠的人没有任何信仰，只有愚蠢的恐惧，而且也只是偶尔会有，如果他很敏感的话。

另外有几段印象深刻的妙语：

一般说来，别人遭到的不幸，永远有某种使旁观者感到悦目的东西，——甚至不论您是谁。

夜色中的大火总是使人感到刺激，赏心悦目；因此而有焰火；但那时火焰散开，化为美妙而有规则的形状，观赏者因为毫无危险而产生轻松愉快的印象，宛如满饮了一杯香槟。真正的火灾就不同了：在夜色中的大火使人有某种愉悦之感的同时，那种恐怖以及毕竟会有的某种身临危境的感觉，也使旁观者（当然不是遭到火灾的居民）有点儿惊心动魄，仿佛在向他本人的破坏本能发出挑战，而这种本能，唉！是隐藏在人人的心灵深处的，即使你是一个最驯良而且有家室的九等文官……这种阴暗的心理几乎总是令人陶醉。

仅仅时刻意识到，有某种我所无法比拟的、最公正而幸福的存在，就使我也充满了无可比拟的感动和——荣誉感，——啊，不论我是谁，不论我曾做过什么！比起自身的幸福，人更远为需要知道并时刻信仰在某个地方已经有着人人和万物都享有的美满、安宁的幸福……人类生存的全部法则就在于，人永远能够在一个无可比拟地伟大的存在面前顶礼膜拜。如果使人们失去了无可比拟的伟大存在，他们便活不下去而在绝望中死去。无垠和无限也是人类所必需的，正如人类生息其上的那个小小的星球。

美国面临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欧洲面临来自中东的难民。在这些问题面前，政治手段多采用的是向内收的右翼态度，「反全球化」、修移民墙的右翼党派已经在这些国家一跃而起并且收获相当高的票仓。足以见得，非法移民、难民已经和枪击、贩毒、恐怖主义等社会问题，以及与本国人民争夺工作岗位等经济问题彻底联系在了一起。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显性存在的问题。但在人道主义角度，我们又总能看到妇女、儿童的惨状，以及家乡政治动荡、硝烟弥漫、黑帮猖獗、无法生存等等导致这一大批人被迫背井离乡的原因。

我之前觉得“最想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是“如何解决过剩与匮乏的结构性矛盾“。这个难题，从根源来看，就是一个追溯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向内收紧的右翼观点，还是规范合法移民手续，亦或不闻不问的犬儒主义，都无力解决。

去年底回上海看Francis Alÿs的大型个展La Dépense时，我看到了一个作品，艺术家在不穿越美墨边境的前提下，从Tijuana到达San Diego，他的路线是沿着垂直线，远离围墙，绕地球向东南、东北，然后回到东南方向，直到抵达出发点的另一边。我不确定他想借此表达什么，但看到这集美墨边境的画面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作品。

另外，看《明天之前》第3集时，我有了些许感慨，每一个政治决策的权衡都不容易，it’s always about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还好我生在和平的上海，活在和平的北京。而其他的种种种种问题，确实需要在解决温饱后再来思考。在我的价值体系内，生存权还是高于其他一切权利的，虽然我不完全赞同当局者目前的思考方向和实际措施。

Middlemarch人物众多，但主线是三段婚恋关系，多萝西娅与卡苏朋、利德盖特与罗莎蒙德、弗莱德与玛丽。前两段都是悲剧，为何如此？站在两位女性，即多萝西娅和罗莎蒙德的角度，她们的悲剧来源于最初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预期就是错误的。

先来看多萝西娅。这位十几岁的小姐与整个小镇的同龄人相比有些特别，她聪明，喜欢思考，渴望知识，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和首饰，关于如何经营农场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很想付诸实践，艾略特描写她「总是凭言语和态度作出判断，而且毫不迟疑，正如跟她年龄相仿的其他少女一样。符号只是可以计量的小东西，但对它们的解释却可以漫无止境，对于天性温柔热烈的女孩子，每个符号都能唤起惊讶、希望和信仰，使它变得像天空一样广大，而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的一丁点儿颜料，便可在这天空中化成一片彩霞。」对于她这样的天性来说，「修身养性的狭隘说教，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不过是在深山幽谷中徘徊， 在曲折的小径间行走，而这些小径像迷宫一样，周围筑有高墙，不能通向广阔的世界。她想越出这个范围，便势必引起别人的非议，认为那是偏激和不守本分。凡是她认为最好的事，她总要弄个一清二楚， 深信不疑；对于一切准则，她也决不仅仅口头承认，不想付之实施。她还把她的全部青春热情灌注在这种心灵的饥渴中。」她所向往的婚姻是能够「帮助她，让她摆脱年幼无知的困境，自觉自愿地接受指导，走上庄严崇高的道路」的婚姻，因此，她被大她几十岁、知识方面似乎碾压她的卡苏朋牧师深深吸引了。这位老学究一直在潜心研究学术，试图憋出恢弘巨著，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方面的造诣以及严肃的说话风格在多萝西娅眼中都成了最迷人之处。于是，他们力排众议结婚了。(但是这里的众议主要是年龄上的差距，以及外人对于卡苏朋过于严肃的粗浅认知，比如多萝西娅的妹妹西莉亚就一直说卡苏朋死气沉沉，没有任何人提及这段婚姻其他的不合适)

从罗马蜜月开始，问题就出现了。卡苏朋去罗马主要是为了搞自己的研究，他对新婚妻子说：「你势必有不少时候会感到孤单，因为到了罗马，我不得不充分利用我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位同伴，我就可以更自由一些。」听到这样的话从自己丈夫的口中说出，多萝西娅虽然有些难受，但在这段蜜月中，她不断安慰自己：「我的丈夫既然比我高出不知多少，我怎能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他需要我不如我需要他。」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双方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多萝西娅婚后不再考虑过去畅想的农场改革，她唯一的追求成了支持自己丈夫的梦想，「要是我能用我的一生，帮助某个人完成他的伟大事业，减轻他的负担，我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她成了他的秘书、抄写员、朗读员，而在这个听起来很玄乎很厉害的巨著之外，他们作为一对夫妻的爱的互动少得可怜，怀着满腔热情的她接触到的是一颗冷若冰霜的心，她的内心自然苦闷。

时间慢慢过去，多萝西娅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只是看起来充满学识，而在性格方面除了对感情没有回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内心的缺乏自信和妄自尊大。卡苏朋害怕在妻子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毕竟妻子在她眼里一直是远远不如自己的，他希望在妻子面前保持高大形象。

多萝西娅关于卡苏朋和这段婚姻的幻想最终破灭。

许多德雷莎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她们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那种庄严的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的后果，或者只是一场失败的悲剧，得不到神圣的诗人的歌咏，只能在凄凉寂寞中湮没无闻。她们企图凭模糊的启示， 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中，寻找一条思想和行为一致的高尚道路；但是到头来，在世俗眼中，她们的种种努力只是缘木求鱼，劳而无功。她们的她们的热情只得在朦胧的理想和女性的一般憧憬之间反复摇摆，结果前者被贬斥为多余的幻想，后者被指责为背离了信念。那阵阵的叹息，也只得徒唤奈何，消耗在重重阻力中，而不是倾注在任何可以永垂青史的事业上。

那是因为在婚前，一切带有临时性质，仿佛只是一场序幕，以致品德和才能的个别实例，也被当作了丰富的宝藏，似乎到了婚后，它们便可在广阔的天地中得到充分表现。但是一旦跨过结婚的门槛，希望便集中到了现实上。在你登上结婚的汽船开始航行时，你不能不发现，你的面前并没有路，你找不到海洋，事实上，你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水坞里打转。

再来看罗莎蒙德。同样是一位十几岁的女孩，罗莎蒙德和多萝西娅不同，她是小镇上最漂亮的女孩，家境尚可。她对于感情的追求比较简单，她喜欢的是镇上来的”他者”利德盖特医生。这位外来的医生带来的是全新的医学观点，想在小镇大展宏图。不过，罗莎蒙德并不在乎这些，她喜欢的是利德盖特的贵族身份和最简单的，”他和镇上的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他们结婚以后，了解到更多利德盖特的医生职业习惯和忙碌工作但实际收入并不高，甚至逐渐负债累累，这些都打破了罗莎蒙德对于婚姻的浪漫想象。当利德盖特的收入不足以让罗莎蒙德继续过着仆人众多、餐盘精美的生活时，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而这里，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以外，关于罗莎蒙德，艾略特还特别提到了她婚后的”精神出轨”，拉斯迪拉夫来她家听她弹琴，她开始在心中构建一段与拉斯迪拉夫的偷情故事，她幻想并且慢慢自己相信，拉斯迪拉夫是爱着她的，这种虚无缥缈的关系给她被日常琐事围绕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浪漫。她并不会真的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她只是需要多一些寄托。

罗莎蒙德对她的婚姻的不满，在于结婚本身所造成的状态，在于它需要自我克制和容忍，不在于她丈夫的为人如何。

用艾略特引用的帕斯卡尔的话说，「对现实的欢乐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幻想的欢乐充满无知的虚荣，导致爱情的中途夭折」。人们在走入爱情和婚姻前总是怀着某种期待，试图从婚姻中获得一些什么，而对于这类预期问题的回答，通常决定了婚后的实际感受究竟如何。求仁不得仁，可能是因为最初求的仁就需要质疑。反过来说，如果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求为何，那么在寻找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格外留心。

看，我现在也成了这么功利的人。

1. What is the cost of lies?

If we hear enough lies, then we no longer recognize the truth at all. What can we do then? What else is left but to abandon even the hope of truth and content ourselves instead with stories? In these stories,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 heroes are, all we want to know is: who is to blame?

Chernobyl E1

Every lie we tell incurs a debt to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that debt is paid.

Chernobyl E5

仅站在本剧的视角看，至少把谎言的代价说得很到位。

2. 真实的历史

还没看片前就已经听朋友简单讨论了它的西方视角，对于苏联的指责。而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事故究竟如何发生，单看苏联如何应对，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事故对全球的影响，苏联牺牲了足够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事后它已经尽力（当然这点在剧中也是有充分体现的，尤其是第2-4集和最终集的最后对真实历史的回顾）。

而对事故本身的发生原因，我了解不够，但我相信一定是多种因素叠加，如片头所说，单纯纠结于who is to blame，互相甩锅意义不大。

3. 拍摄和表演

在看片的过程中，我想过，为什么选择用英语而不是俄语？毕竟HBO也是出过如我的天才女友这样的外语片的，但看到最后一集，尤其是教授在庭审中讲解科学原理时，我开始庆幸HBO选择了用英语，不然没有英语的对照，只看中文字幕，我肯定无法理解how it happened…

拍摄方面，这是一部既有群像又有主角、既有大场面又有小细节的好剧。表演方面，尤其欣赏局长Boris的声音。

其他：刚开始听HBO关于此片的podcast，highly recommended to everyone interested.

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过去我对对梁启超的认识停留在语文课本里的「少年中国说」和历史课本里的「变法通议」和「百日维新」里。从许知远说自己要开始写梁启超开始，我就在关注，他说梁其实是那个年代的世界主义者，虽然《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里这种感觉还不明显，但我突然对梁的一生更有兴趣了。

在出差广州的来回航班上看完了新会人梁启超的第一部，不无巧合。看完以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新会神童、起初也以科举为毕生追求，浸润于封建社会传统的年轻人，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又目睹了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在曾经的小日本面前不堪一击，转变成坚决废科举的维新派。以及，对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这样一位极其擅长演说（或者说煽动）的异类，而在维新正式宣告失败前就逃离北京的人，梁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在阅读过程中，我觉得许知远个人对康有为是持保留态度的。）当然第一部主要还是表现了梁对康的支持认可和追随，期待第二部。

虽然是历史书写，许知远的个人风格还是很重的，全书涉及人物众多，除了康梁以外，对李鸿章、翁同龢、慈禧、光绪、恭亲王、谭嗣同、严复、汪康年等人或多或少的描写都颇生动，对于宏大场面的描写也很紧凑。当然，我不觉得许知远的个人风格是历史书写的缺点，至少他打开了我了解梁和那个风云际会的变革年代的一扇窗。感谢！

最后，说一些题外话。在那样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每个身处其中的年轻人都那么有活力，充满开眼看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不成熟不可行，那样的社会本身，就令人神往。而现在……

这是我第二次去巴黎，巴黎也是目前唯一一座我重游的城市（出差不算）。两次间隔时长半年多，加起来一共呆了10多天。

Paris syndrome，日本人发明的词汇，巴黎综合征，大概意思是指，在去巴黎之前，听说过太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都是历史上的巴黎，文人、哲学家、艺术家作品中的巴黎（对我自己来说，文学作品以《流动的盛宴》为代表，电影以Before sunset为代表，哲学家以萨特、波伏瓦为代表，进而引申出当年的花神咖啡馆、双叟咖啡馆），因而对巴黎怀着无比憧憬的浪漫想象，但是去了巴黎以后，想象就会被街道和地铁的脏乱、人群的不甚友好、对游客的各种偷抢彻底击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从此再也不想去巴黎。

说实话，我也曾有过Paris syndrome，去年秋天去了巴塞罗那、尼斯和巴黎旅行，巴黎是最后一站，秋意已浓的巴黎与热情似火的巴塞罗那、度假胜地蔚蓝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去年我已经会说几句法语，至少保证我可以在邮局里买到邮票，可以在餐厅用餐，但这里的人们远不如西班牙人那么热情，即使是服务行业也是如此。而且，在游客聚集的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彼时，巴黎圣母院还没有被烧，尖顶还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总是围绕着各种奇怪的人群。我自己就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桥边遭到了吉普赛小女孩的围攻，钱包差点被抢，导致我在巴黎的剩下几天都非常紧张后怕。回国以后，我觉得自己患上了Paris syndrome，虽然我对学习法语的热情不减，但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大打折扣，也不愿再和别人提起任何关于它的romantic ideas。但回来以后，我还是喜欢侯麦电影里的巴黎，被电影里有趣好看的、在cafe聊天的男男女女、缀以花朵的小阳台、放满书本的小房间吸引。

这次又去欧洲，主要是为了看荷兰国家博物馆伦勃朗逝世350周年大展，顺便逛逛向往已久的自由城市阿姆斯特丹，但又懒得再办签证，于是就打算用还有一个月时效的法国申根签。想到上次在巴黎的行程还有许多感兴趣但没有探访的地方，尤其是问了问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朋友，她说她马上要第五次去巴黎玩，这就鼓动了我确定九天两座城市的大致行程。

从阿姆斯特丹去往巴黎的欧铁上，我是有些忐忑的。阿姆斯特丹和巴塞罗那有一些共同点，两座城市都色彩鲜艳，当地人对游客非常热情友好，阿姆斯特丹还是一座相对比较安全的小城。而巴黎…啊巴黎，我害怕再次碰到奇怪的人群，甚至做好了现金手机全都被偷的心理准备…That’s all I’ve got and all I can lose…

事实证明，危险的人群还是存在，在卢浮宫附近，在购买lush的商业街附近，但因为这次对我和朋友来说，都已经是第二次去巴黎了，所以我们果断地避开了最危险的埃菲尔铁塔周边，巴黎圣母院因为被烧自然就不会再去，选择的酒店也依然是在学校书店比较多、较为安全的5区。

第二次来这座城市，我们选择了几个游客甚少去的地方，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拉雪兹神父公墓)、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罗丹博物馆、距离巴黎40分钟火车路程的莫奈小镇，除了第二次去的卢浮宫以外，其他几乎都不是游客必去的打卡地，游人少了很多，逛起来反而比较安心。

不知你想象中的墓地什么样？长期浸润在中国文化里的我们，对于墓地的设想是恐怖阴森的，但巴黎三座最有名的墓地真的不一样，这次我们原计划去两个，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和Montparnesse，但是由于大风，Montparnesse没有开放，于是实际只成行了Père-Lachaise，计划把Montparnesse放入下次的巴黎行程中。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位于巴士底区，地铁可以直达，无需门票，免费进入。与其说它是一个公墓，不如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绿化带，官方介绍它是巴黎最大的墓地，有43公顷。我们在一个没有下雨但太阳也不烈的下午到达，人很少，或者说即使人多些，混杂在这么大的区域内，也完全不会有拥挤的感觉。从大门进入后，最先看到的是一战士兵的集体雕像和墓碑，再走一段，就进入了个人墓碑区域，我们先是随意地走了走，然后就跟着地图开始去找少数几个我们认识的人的墓碑，在寻找的过程中，几个特别的地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某个不知名墓碑前有一张小黑猫的图片，旁边写着“Mater Bene quiescas Sit tibi terra levis”，我们本以为小猫是逝者的爱宠，查了下那句话，原来是句拉丁语，大概是逝者安息的意思，经常用在葬礼和墓碑上。
2. 王尔德的墓碑上已经没有之前说的各种红唇印了，但为了把它保护起来，周围有一块玻璃围着，有鲜花，没有墓志铭，只有Oscar Wilde的名字。除了王尔德以外，葬在这里的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人的墓碑也都很普通，也未见除了我们以外前来吊唁的人群。看来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在这里长眠。
3. 即使是随便乱走，我们也看到了几个中国人的墓碑，大都写了家乡，一个来自广东中山，其他全部来自浙江温州和瑞安一带，大概都是同一批从国内到法国打工然后扎根的中国人，可能第一代都是偷渡而来，后代为他们下葬，希望他们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在网上查了下，法国是世界上第六大移民国家，目前约有600万左右移民，占到法国总人口的10%。其中华人华侨保守估计有55万以上，大部分居住在大巴黎地区。华人移民的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去法国的潮汕籍，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浙江去法国的温州籍、青田籍。其中，温州华人20多年前从巴黎一个叫“寺庙街”的地方起步，从事服装、皮具、进出口业。他们拼命工作，让原先占据当地的犹太商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温州人就逐步统治了寺庙街市场。今天的巴黎，从寺庙街一直往东至巴黎郊区的93省，温州人开的商店星罗棋布，成为了巴黎新兴的唐人街。
4. 碰上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葬礼，所有来人都穿着黑色，彼此拥抱致意，我们默默地走开了。
5. 在准备离开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墓碑上发现了汉字「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们猜想是一个还在世的中国人在巴黎提前为自己买了一块墓地，但是走近看，我们发现另一侧有一个名字，不是中文名，读起来像是日文名，而且有生卒年份，2017年去世。此时，我们已经深感惊讶了。拿出手机拍了张照，拍完发现，另外一面上，放着几块小碎石，而碎石拼成的字正是“空”字。我们猜想碎石大概是黏在立面上的，不然怎么可能从未被风吹乱？但我们怀着敬意，不敢触碰。那天，在看过了那么多陌生的法国人的墓地和基本看不懂的墓志铭以后，突然在一个日本人的墓碑上看到了「空」，就好像隔着时空和逝者的灵魂相遇。而且这个三次才发现「空」的过程本身也很奇妙，不知道最后被我们注意到的碎石拼成的字是逝者本人的授意还是后来人的点睛之笔，总之那一刻我们被深深打动了，Nous sommes touchées. (和我的咨询师说这个故事时，她提醒我，这个发现的过程就好像在说，墓碑有很多面，人也有很多面，对于每个个体，都要多方面地去了解去感受)

这次行程的最后一天，在巴黎街头的暴走中，我们不经意间路过了一个周围都是武警的地方，打开地图一查才发现原来是法国总理官邸matignon。天气太冷，朋友戴上了卫衣的帽子，用她的话说，穿着破破的我们东张西望的样子，让我们成为了这条街上唯一的危险因素。她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和一个穿着非常decent的妇女擦肩而过时，她看到对方的背包一紧，这个梗让我们笑了很久。我不禁回忆起上次和这次加起来在欧洲的日子里，每次我们看到街上一些游手好闲，穿着破破，目光飘忽不定的脸庞（don’t mean to be racist, 但大部分确实不是白人）时，我们很自然地把他们当成了朋友口中的「危险因素」并且快快走开，这当然和上次我们在巴塞罗那被偷和在巴黎差点被偷的个人经历有关。但走在这条街上的经历，让我想到，当我们把别人当成危险的他者时，对于当地人而言我们也是一个闯入者的角色吧，他们如何看待陌生的，不同于他们的我们呢？人与人之间的stereotype、misunderstanding、discrimination都是由于不同而产生的。这次来巴黎我就有明显的感觉，虽然在部分危险区域还是碰到了危险人群，但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在车站、大街上，大部分的人还是不危险的，即使并没有非常热情友好，但忙于过着自己的正常生活，在地铁上读书看报听音乐，和同伴聊天。尤其是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黑人，以及面容看似吉普赛人的人群，还有伊斯兰教徒当做危险因素，但再多想一想，每个不同的群体里，个别人的做法对于整个群体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他们该说什么，怪自己的同胞不争气么？怪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制度性顽疾么？再次提醒自己don’t be judgemental，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welcome more diversity。不过多元、包容、开放，并不是仅靠间接经验就能做到的，还是要多多亲自感受体验不同的文化才可以。对他者的恐惧起源于无知，破除应从了解开始。

只有重游才有机会悠闲漫步，不用担心错过打卡点，不用担心拍不出好看的照片，第二次去卢浮宫和莎士比亚书店，第三、四次去Jacobine用餐，第N次坐巴黎地铁，第N次买Paul的面包咖啡……这次回来以后和上次的感受明显不同，巴黎太丰富了，去一两次真的不够，又想起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朋友说的”第五次去啦”，只想回来继续修炼法语，下次再去看只有法语注释的博物馆，再去逛躺着波伏娃、桑塔格的Montparnasse公墓，再去读世界报和费加罗报，像一个local一样感受Parisien(ne)的日常生活。

连着读了三本鲍德里亚，《美国》《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后两本是连着他的「物体系」理论一路顺延下去的，而 《美国》 相对更独立，不过正如张一兵所说，鲍德里亚对「物」的批判态度是延续的，从理论的层次来说， 《消费社会》 更多是描述现象，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更加深入，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名词并且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形成了他自成一体的理论逻辑。

对于他的理论，我并没有能理清他的逻辑，尤其是我没有弄明白他所说的「象征交换」逻辑，以及「象征」和「符号」的区别，但对于他在《消费社会》里描述并批判的消费主义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体验深刻，只不过鲍德里亚从中发展出了「符号」角度的批判理论，而我更想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里，我想先解释一点，最近看了一些在语言层次区分男性和女性，从而强调「女性的特殊」的文章和理论，深感认同，准备实践这个理论倡导的减少使用「女性主义」、「她」等等词汇，而用「性别公正主义」、「TA」来代替的建议，但在这里，我更想突出的是女性的部分，所以还是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汇。）

在当代公开的话语体系里，「性别解放」或者说「女性解放」似乎已经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显然没有实现。但是，论及「解放女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女子力」，「一双好鞋能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从「妇女撑起半边天」到「妇女买了半边天」，商家早已认清这一点，购物网站上销量最高的两个门类「女装」、「母婴用品」针对的都是女性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数不清的广告和宣传，首先解放的是女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购买力。女性的自我认同似乎只能从先拥有一些可见可触的什么开始。

如鲍德里亚所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尚未廓清「解放女性」的基本意识形态层面的含义时，女性的「身体解放」和「购买力解放」让女性再次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而这也成了商家和当权者（关于这一点，可参考“父权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喜闻乐见的。

个人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这样的现象，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拒绝所有「消费主义」导向的论述（如李如一所说，关于这点，可以参考一天世界播客第40期）。对抗消费主义，不是对抗消费，我们毕竟不可能回到原始人类的阶段。典型的「消费主义」导向的论述是「贵就是好」，虽然价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suggest质量，但除了质量以外，我们还看中商品的「符号」内涵，这也是Veblen effect所指。我在豆瓣上浏览过一个用户的「不买计划」，她实践了多少多少天不买衣服和鞋包，并且放出自己日常穿着的照片，以告诉大家可重复使用的单品的价值。我无意评价这一举动，不过仅实践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解放？女性的自我认同，真的只能（或者说，真的能）从外在的物质层面获得么？

这好像又回到了我们每个人面对的「身份认同危机」、「存在主义危机」，这是我最近一两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最近听了几期不可理论的播客也讲到这一点，主播宝婷讲了她自己应对「存在主义危机」的几种路径（参考不可理论第9期），这两天我看了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这些种种都somehow connect the dots.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好像都会归为「实践」。物品不能定义我们，只有我们做的事才能。工作是大部分人确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方面，我自己就是这样，但在这个分工日益细化的当代社会，我们从事的多数工作都是很难单一地从中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区别只是流水线的这端还是那端而已，价值可能有高低之分，但远远不够。除此之外，我想我们需要多做一些「创造性」的事，体会创造的乐趣和价值感。

以Joseph Beuys的一句话结尾，“Everyone is an artist.” 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被最多误解的。他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狭义概念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等等），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把「创造力」看成是艺术家独有的，而是应该养成创造性的思维习惯，不仅把它用到自己从事的专业工作中，更是在工作之外，实践自己的创造性。创造性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和能力。所以，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