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群众，是诡辩的手段。其中最故弄玄虚的语言是“社会的最大福利”：

有时候出现一种需要，即要求一大批人行动起来完成某种事情，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必须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所以就没有人知道该把TA的意志指向何处，这时，就导致了种种虚弱无力的奇怪现象。那些占据了领袖地位的人便诉诸团结，或诉诸责任，并要求思想的节制。他们指出：必须认真地考虑既存的事实，必须重实际而不是重理论；一切有可能引起激动不安的事情都必须避免，而同时也必须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抵御攻击；但主要的一点在于要让既定的领袖来引导事件，因为他们知道在特定的事件境况中什么才是最应该做的。然而，就是这样的领袖，当他们发表勇敢的言辞时，内心深处也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时代的精神状况》Karl Jaspers著，王德峰译

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性：

行使暴力的人被置于暴力的结构之中，牺牲的是他人还是自己，其实并无差别。暴力结构中的主体化即为服从，他们成了暴力的牺牲品，并通过自己成为受害者，从而成为对于他人而言的加害者。为了不变成被杀害的一方，他们必须成为杀人的一方。压迫者之所以是压迫者，是因为他们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倘若压迫者没有正视自己作为一个被压迫者的痛苦、悲惨，那么他们就感觉不到作为一个压迫者的真正痛苦。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