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末风暴至今，我已在不同的微信群里听说警察查手机的事，也有不少所谓攻略教你如果被查该怎么做，我怀着 “一点都不想学但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学”的心态翻了翻。今天中午去常去的静安寺餐厅吃饭，虽然在去之前就想到了有碰到警察的风险，但内心另一个声音在说，“为什么要让这些破事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所以还是去了。

餐厅所在的商场地下一层人很少，和往常工作日中午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常去的那家没有一个排队点单的顾客，我问熟悉的老板发生了什么，老板摇了摇头，很无奈的样子。拿完餐，我走到后面的吧台座位上，才看到之前没注意到的两个黑衣男子。穿着西装，但不是很贵很挺括的那种，戴着口罩但只看上半张脸感觉很年轻，坐在吧台边，面前没有任何吃的，两人都在看手机，时不时还抬起头环顾四周。

我猜到了他们可能是便衣警察，但等我想绕到另一边的座位上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显然看到了我。于是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从他们身后走过(因此也看见了其中一位男子西装外套太短而露出的后背），坐在了离他们三个座位的位置。我们中间没有其他人，都是空座。我明明内心很紧张，还要克制着不露怯，更加紧张。坐下以后，我不敢像往常一样戴上耳机听播客，连手机都不敢拿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吃，明明只在做“吃”这一件事，却不知自己吃了些什么。

我吃饭很慢，在这漫长的20多分钟里，我的余光时刻关注着那两位的动向，却不敢有一刻往左转头，但我也不敢只看眼前的餐盘，怕自己在这独自吃饭必看手机的时代显得很奇怪，所以只能透过吧台看看老板在忙啥，又或者偶尔往右转头瞅瞅墙壁。大概过了10分钟，我们中间终于来了另一位顾客，他边看手机边快速吃饭，发出平日里我会嫌弃甚至走开的吧唧嘴的声音。那两位倒是一直盯着手机，时而笑笑，时而继续环顾四周，很轻松的样子。

再然后，离我坐得更近的一位黑衣男起身，我吓得要死，但他只是转身往卫生间方向走。还没等他回来，又有一位顾客过来了，直接坐在了黑衣男刚才坐的位置上（因为黑衣男除了手机以外没有任何包，他起身时自然也带走了手机)，也就是坐在了另一位黑衣男的旁边。这位黑衣男把身体连带手机的朝向往另一边转了转，这就让我肯定了他们的警察身份。去卫生间的黑衣男回来以后，对着“占”了他座位的男顾客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就把另一位黑衣男叫起来一起离开了。

我这食不知味的一餐终于还是吃完了。

离开以后，我走去装修工地，路上拿出了耳机，开始听最新一期“不明白”播客。今天是上海寒潮降温第一天，格外的冷，我把外套帽子戴上了，遮住了两只耳机。在这足够小足够小、小到只有我自己的空间里，听着参加了周末风暴的人处理过的声音，讲述一群几乎没什么经验和组织的人如何从单纯地为乌鲁木齐逝者哀悼到喊出 XX 下台口号的过程。被采访者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也很难过，只能越走越快，希望早点进到室内。

回公司的路上我还是不敢掏出手机，今天碰到的两位警察可能是累了，或者上午已完成全天的指标，或者纯粹是中午想歇会儿，所以我、以及当时在那个商场地下一层的所有人才躲过一劫。虽然没有被查，但这种时时刻刻担心自身安全的日子，甚至比那两个月封在家里的感受更加恐怖。

理论上，我没有参加周末在乌中路的活动，如果真的被查手机，最多就是发现手机装载的油管和ins，其他需要🪜的APP警察应该都不认识，以及一些Gmail的邮件罢了，不会真的对我的人身安全有太大的影响，我不是他们在找的目标。但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暴力，哪怕是在今年已经听说或者亲历了那么多荒谬以后。

军队、警察都是国家暴力的制度化形式，拥有使用暴力却不会被公民社会判为犯罪的特权。在公民与国家缔结的双向义务关系契约里，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应当是最起码的条件。以国家之名召集破坏公民财产安全的行为，难道不违反契约么？如果把民族国家、国籍身份作为一种资源，那么维持有益的资源，拒绝有害的资源，不是理所当然的么？民族主义把国籍与爱国混为一谈，并且强加自然性，只是把一纸契约伪装成不能选择的命运。与其留在这里，不如主动选择难民化。

写下这些的时候，新华社正式发出通告，江泽民逝世。传言已久的事终于证实，只是这篇讣告里，除了回顾江的政治生涯，还要掺上习。关他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