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烟花”过境。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我离家多年，已经不适应时常刮台风的夏天，才觉得这次有些恐怖，后来才知，“烟花”确实是近年来最强的一次台风。再加上有河南暴雨导致的灾害在先，上海这次也格外警惕，发出停工一日的指令，才有了我周日和周一被迫在家呆了两天的机会。

距离上次lockdown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因为疫情，我在家呆了整整半年，从一开始的慌张无措，到后来慢慢习惯每天做饭、吃饭、锻炼照顾好自己的同时间歇工作、看法语、看书、去seesaw和咖啡师聊天的生活。2月初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和室友两人开始研究各大买菜平台，总结出一套在哪儿买什么最划算的经验。住在14楼的我们，因为不敢坐电梯，上下楼拿菜扔垃圾全靠爬楼梯，爬楼成了我们除了在家跳keep以外唯一的锻炼方式。越来越喜欢自己做出的饭菜，因为放油和酱料都比食堂或外食少，我们没怎么运动也还是瘦了。每顿饭菜做好以后，室友、我还有lisa都在三人小群里发出照片，然后互相询问加了什么怎么做出的等等。我开始喜欢上隔离在家的生活，只要给自己设好作息规律，每天可以做好多事情，比起通勤往返公司、开无穷无尽的会、困于各种繁杂的流程琐事的生活要充实很多。

尽管如此，lockdown让人最为难受的，还是少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亲切感。就像去年一整年法语课都在线上进行，科技让我们的线上课几乎可实现线下的所有功能，甚至交作业和批改作业的反馈也要比线下更加便捷清晰，但却少了和熟悉的老师同学们面对面吐槽法语语法、开法国人玩笑的机会。如今，北京法盟的课改成了线上线下融合课，在北京的同学已经可以正常去学校上课，而我因为已离开北京，只能在线上和大家相聚。网络连接和现场的麦克风时常会出故障，导致我现在的法语课体验就越发糟糕。真想飞到北京和大家面对面呀！

这次因为台风，钢管舞工作室和图书馆关门，拉伸课也停了，原本的计划都无法实施，除了周日晚上冒着风雨下楼扔垃圾差点被风吹跑以外，我两天没有出门。细细数来，这两天里，我读完了手头Ali Smith四部曲的最后一本《Summer》，补完了周六一天法语课内容的复习，整理show notes以后发布了最新一期播客节目，读了几篇关于巴黎下水道建设的文章，做了几顿饭，饭后休息时间就整理了书柜还打扫了房间，顺便多听了几期播放列表里放了一段时间的播客，还看了一部古早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的前8集并且准备继续看下去。甚至，从来没有午睡习惯的我，这两天中午都舒服地打了个盹。

Lockdown本身一定是由不可抗力的灾难导致，如果我有幸避免了灾难，对我来说倒成了一件好事。不知道下次有机会隔离在家是什么时候，我竟有些期待。

曾经喜欢过一阵的人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山川景色，大概是休假旅行去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这位可能改变了我一生的家伙。因为他，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也相当于是和一个potential husband导向potential baby(s)这样安稳的人生计划告别，导致我妈眼里的我彻底转变不再是从前听话的乖小孩，我和她的关系再也不复从前。

虽然我至今没有和当时的男朋友或是妈妈坦诚这家伙的存在，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一连串的结果和他的出现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相关性却极强。在夜晚的长安街上，开车极其顺畅，秋天的北京是她最可爱的季节，刚下过雨，车窗上还有未擦去的雨丝，窗外空气清新，车里只有我俩，背景音乐是陈奕迅的「无条件」，那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现在想来我甚至都不知道当时究竟是喜欢上了左手边的这个人，还是喜欢上了那个场景下音响里飘出的那首歌。

又过了一年，我无意间听到了「无条件」，却不是一年前听到的版本，我才知道当时在车里听到的是live版，可我怎么就觉得只有陈奕迅清唱和钢琴轻声伴奏的live版要比后来听到的原声更加动人呢？至今，在我眼里，「无条件」live版是陈奕迅最好听的一首歌。

一年以后的我已经了解这家伙的为人和过往经历，起初我不愿意却不得不相信别人告诉我的一切，没有交集以后我还是慢慢忘记了这个人，他变成了一个朋友圈里的存在，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深秋的夜晚过于清爽的天空以及耳边陈奕迅的烟嗓娓娓道来「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

不被珍惜，是否是我习惯的模式，是否是我潜意识里在追求的情感状态？

作者的话：这是一期播客的文字稿，先有的文字再有的音频，读者也可选择直接跳转到抽屉播客收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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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离开北京前，我给播客文化土豆的会员小报投过一篇文章“离别”，文章充满了当时的我对于北京以及十年北漂生活的回忆和不舍之情。回到上海没多久就是春节，我整理了以往写的散落在各处的文字，于是就在“离别”的基础上加了几段回来以后的感受，成了“离别与异乡人”，发在了豆瓣上。文中有一句，“为什么即使现在回到了家乡，还是怀着异乡人的心情呢”，印照了本文取自一位人类学家回忆录的标题“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不安和抽离感

虽然十年前的上海在国内已属一线城市，但中学时代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游荡在除了家和学校两点一线以外的地方，且这十年间，这座城市本身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这变化与非一线城市同时期发生的变化相比不值一提）。所以，自然的，我会对于回到一个我在物理意义上十分陌生的城市感到不安。

但不安不止于此，不止于从北京到上海的城市迁移带来的不安。

这几天刚读完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非虚构作品《回归故里》，父亲去世以后，作者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兰斯。作为事实上已经实现阶级跃迁的社会学家，借此回归的机会，作者带着旁观者的视角反思童年的经历、以父母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性少数群体在家乡的“他者”感受。

“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

“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上海很大，黄浦静安徐汇是上海，杨浦虹口普陀以及在并入静安以前的闸北是上海，奉贤金山崇明岛也是上海，而我童年时呆最多的顾路，也是上海浦东的一部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浦东的龚路、顾路出生长大，但他们却是在卢湾区生下了我，我的幼儿园也是在卢湾区，所以我的身份证号码里代表“区”的号码不是浦东的115，而是卢湾的103.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的小学中学都在浦东，每次在学校填报身份信息时我的身份证号总是和大部分同学的115不一样，毕竟在那时候城区的迁移还不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不像现在，连换国家都不再稀奇。不过现在卢湾已经并入了黄浦，大部分和卢湾有关的地名机构名都已经改换为黄浦，就连有名的百年老校“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也已经改名为“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之所以没有完全把“卢湾”两字从校名里去掉，大概是因为这所20世纪初就创立、号称“教育堡垒”的小学太过有名，周边对口的学区房价格屹立不倒。尽管如此，生活在老卢湾的人，依然会认同自己是卢湾人，而不是黄浦人，就像静安也还是要区分老静安和新静安（也就是闸北）。就连房价，在同等条件下，老静安的房价也依然高于新静安，其实也只不过是隔了条苏州河。

我在卢湾区出生，但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的子女，不可避免地由祖辈照看。我也是这样，在顾路，更确切地说，在一个叫作“凌家圈”的地方，度过了上小学前的大部分时光。之所以没有在爷爷奶奶生活的龚路，是因为爷爷当时已患阿尔兹海默，除了知道我是徐家最小的孙女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奶奶又耳背，再加上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在爸妈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妈妈也始终没有融入徐家，也就不放心把我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妈妈从来没有承认过），所以幼年的我就被安排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姓赵，也不姓凌，据说是因为老房子被大火烧了才搬到“凌家圈”居住，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阿姨，后来就嫁给了一户凌姓人家的小儿子。

因为外公去世得早，小时候的我一直把每周末从卢湾区的寄宿制幼儿园回到凌家圈称为“去外婆家”，以至于后来长大看到餐厅“外婆家”的招牌都会让我产生一股亲切感。

外婆家，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门前带一块不小的平地，外婆把它叫做“场头”。这块平地，也是我和几个表哥表姐童年时的游乐场。除了这栋房子以外，外婆还有一块种满蔬菜的自留地。“凌家圈”的人，都住在和外婆家一样的小楼房里，和爸妈在卢湾不到30平的公寓房不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都说着和我在卢湾的幼儿园里听到的上海话不一样的上海本地话，这里的人也都把去浦西说成“去上海”。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浦东也是上海的一部分，为什么好像只有浦西才是上海，后来我知道了，就连浦西，也被苏州河一分为二，有“上只角”和“下只角”，历史上不属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工厂区域，都属于“下只角”，也就是前文我提到的杨浦普陀闸北虹口等，而奉贤金山南汇崇明岛，连“下只角”都不是，而是归为上海郊区。不同区域使用的方言虽然都是吴语体系，但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下只角”的上海话带着苏北口音，“上只角”的上海话则更像宁波话，而龚路、顾路说的上海本地话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逃离的尝试

虽然顾路和龚路的人多以农业和进城务工为生，但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不过重视的缘由不太一样。外婆从十四岁开始干革命，一直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共产党员，用她的话说，之所以没有在革命队伍里“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上学时间短，小学都没毕业，因此她一直对上学受教育这件事耿耿于怀。而爷爷在解放前是标准的资本家小开，在那个年代能长到身高一米八，经常在跑马场玩乐，他自小耳濡目染的家训之一就是一定要好好上学，只不过资本家当时最崇尚的职业是洋行和海关，所以太爷爷对子女的设定是要学好数学、英语、报关等实用性更强的学科。

在家庭的熏陶下，爸爸妈妈都是他们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从上大学开始，就离开了祖辈父辈生活的区域。没有离开上海，只是换了地方，爸爸到了位于“上只角”的交大，妈妈到了“下只角”的同济，他们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但也有不少就是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

关于他们刚离家上大学时的心情以及大学生活的回忆，我几乎不了解，也很少主动问他们。我只知道那时交通不方便，从市区的大学回到家里需要换乘好几趟公交车，每辆车的发车间隔都很久，而且末班车的时间也不固定，如果错过一班，就要等上好久甚至一整晚。所以，爸爸妈妈自从上了大学，就减少了回老家的频次。

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会想象。我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来自那不勒斯的莱农在比萨上学时强迫自己更新知识，始终注意不露出自己的那不勒斯口音。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也说：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莱农和埃里蓬逃离的不仅是家乡，更是他们出生的阶级。方言和口音，原本只是划分家乡的标志之一，却因地域背后隐含的经济发达程度和阶级高低，而有了贵贱之分。

在爸爸的语言体系里，不存在两种方言，对他而言，方言就是本地话。妈妈则完全相反，除了和爸爸交流以外，她很少说本地话。小孩的鹦鹉学舌能力很强，小时候，我只要在外婆家待久了，就能学会外婆最“土”的本地口音和词语表达。而每次，只要我在妈妈面前以这样的方式讲话，妈妈就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乡下小孩”。这句玩笑话在当时并不能让我意识到背后隐藏的妈妈对自己出身的不认同，而只在我脑海中烙下了外婆本地口音很“土”的认知。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说本地话。有时，我分不清怎样的话是上海话，怎样的话是本地话，仍会蹦出几句本地口音，此时如果妈妈在场，她就一定会提醒我。

不同的说话方式似乎也印照了爸爸和妈妈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是第一代走出家乡的人，都受了高等教育。家乡赋予他们成为农民或工人的必然性，但家庭教育都让他们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凭借自己的努力，探索了所谓“坐办公室”的工作的可能性。毕业以后，爸爸直接进入电力国企体系，作为专业技术工程师，工作安稳又清闲。妈妈也被分配到了一家待遇不错的研究所，唯一的问题是研究所位于无锡。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城市迁移和流动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上海和无锡的经济发达程度也相差太多，一旦离开上海，就意味着很可能回不来，连带着妈妈的户口也直接迁到了无锡。我们国家在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当时妈妈已在无锡，所以她的身份证号就是以代表江苏的320开头，而不是代表上海的310开头，即使后来回到了上海，身份证号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她至今仍会挂在嘴边。

正是这次分配，影响了妈妈的一生。虽然在无锡的工作她是喜欢的，但她却始终想着要回上海，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和有上海户口的人结婚。于是，她就在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借相亲的方式，认识了我爸。据她后来说，她并没有对爸爸产生强烈的好感，但考虑到爸爸有上海户口，又是交大毕业的工程师，脾气挺好，于是两人就结婚了，妈妈也顺利地连人带户口迁回了上海。她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爸爸的工作单位，但并不是在核心的利润部门。还是用妈妈的话说，当时的国企不像现在，她的同事们整天无所事事，不是在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在八卦别人的男女关系，她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环境，也开始感受到国企改革暴风雨前的些许预兆，于是借工作不忙的时间她考了中级会计师的证书，并且在她的整个部门被裁撤前，跳槽离开了国企体系，来到了一家外资企业，之后一直到她退休，她都在外企工作。而爸爸，因为职位对于这家国企单位来说更加重要，所以没有受到内部改革的影响，一直都在同一家国企工作，直到退休。

工作上的变化，让爸爸和妈妈的生活步调产生了分歧。外企与国企的工作节奏和环境、同事相差之大，也把两人的分歧越拉越大。爸爸在妈妈眼中成了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人，而爸爸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是为了满足妈妈迁回户口的需求的感受也更加强烈。再然后爸爸就有了外遇，两人的矛盾最终激化至婚姻破裂。

回归的可能性

妈妈的人生因为离开家乡而发生了巨变。现在回看留在“凌家圈”的人们，大都因为老房子被拆迁而分了不少（真的不少）新房，老一辈或许还会因老房被拆而不舍，但年轻一辈，如果没有离开过，只会觉得自己拿了一套又一套新房是件大好事，他们的物质生活因此也变得富裕起来。看着这些人，妈妈有时候也会感慨，城里人还没本地人实惠呢。而且，随着年纪渐长，妈妈说话反倒又开始带本地口音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

几年前，外婆摔了一跤不能再走路，住进了养老院，外婆的四个儿女轮流看望照顾，但不过夜。养老院在外婆久居的“凌家圈”附近，也是为了满足她因照顾孙辈而离开多年后落叶归根的愿望。退休后的妈妈有了更多时间，去看望外婆的频率也多了起来。直到去年因为疫情养老院控制前来探望的家属人次前，妈妈每周都要去三四次。那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不清楚每次妈妈都会和外婆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我陪着去过几次的记忆在脑海中想象那个画面。天气好的时候，妈妈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外婆在走廊的窗边晒太阳。外婆的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但对于古早的记忆却还是清晰，她们说起妈妈的童年、老家的邻居、外公的旧事。更多时候，只是看着窗外的天，沉默（或许也是在享受阳光）。

我猜想，过去妈妈的生活中有三种语言，分别是面对老家亲人和朋友的上海本地话、在外企工作的英语和在市区生活的上海话，她曾经可以在三种语言中熟练灵活地切换。但退休以后，后两者都用得少了，而照顾外婆占据了她更多时间，于是她就更加习惯说本地话，也就不再排斥。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以后被母亲嘲笑“说话像写书似的”时，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借用我的播客名称的比喻，对所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来说，他们的方言就像暂时被放进了抽屉里一样，这个“暂时”或长或短，但却从未消失。因为，它可能已经是一种本能。就像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都会无意识地喊妈妈（《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患病的父亲以及现在躺在养老院床上意识不清的外婆都是如此），他们的妈妈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种对于回归母亲、回归子宫的生物本能，可能是支撑所谓“寻根”之心的原始动力。

反观爸爸，他和妈妈的人生道路有交叠的地方只在离家上学和在市区“坐办公室”的几年，之后似乎他就留在了原地，甚至可以说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家乡龚路。他现在的妻子，也是在老家经人撮合认识的（我真的不理解当时怎么会有这种给已婚人士介绍异性的人存在）。虽然他们现在不住在老家，但每周都会回去，和依然住在那里的兄弟姐妹吃饭喝酒聊天打牌。

我呢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和逃离过又回归的妈妈，或是从未走远过的爸爸讨论过他们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两人分开生活以后，跟着妈妈的我和爸爸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关系也疏离了（可能从来都没亲近过），我去北京上学以后更是如此。而自从几年前我因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和妈妈多次发生争执以来，我和她的关系也不再亲密。

再往前追溯，或许十多年前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决定里就包含了我对于原生家庭的拒绝。我一直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童年的莉拉带着莱农逃学走出她们居住的老城区的场景：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记事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家住的那栋五层的白色楼房，没有远离过院子、教堂和小花园，也没想到过远离这个城区”，“出行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这个城区外面是什么，在我熟悉的这个区域之外会有什么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情景和每天眼皮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或者说和我们爬上山丘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这让我们很振奋”。

虽然那次出逃的最后，莉拉和莱农没走多远就折返了，但这种临行前的期待和振奋感，似乎成了启发莱农长大以后逃离家乡的原初动力。在逃离前，她在家乡看到的只有阴暗、欲望和暴力的交替上演，而真的离开并进入曾经向往的知识分子阶层时，她又看到了同样也是刚挤入那个阶层的爱人尼诺的虚伪和自私、一直都处于那个阶层的丈夫彼得罗的懦弱和无知。

即使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小镇青年”，我依然始终处在逃离和回归的矛盾中。去年回上海的动力也是和工作有关，这个决定里几乎不包含想回到家乡的考虑因素，回来到现在每次和爸妈的见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浑身上下的拒绝。

但是，我读了太多类似《回归故里》的文字，在抽象意义上，我也想和我的故土和亲人重新建立深刻的联系。尤其是离家在外时，反而会对和家乡上海有关的一切都特别敏感，比如那几年中发生过的静安区胶州路大火、外滩踩踏事件、首届进口博览会等，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只是这种抽象意义上渴望连接的心，真的落到微观的实践中，我每次试图理解父母的尝试都是失败的。这种挫败感让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于是我就放弃，然后又在下一次接触类似的文艺作品时再次鼓起勇气尝试。如此反复，目前的进度表还是没有任何增进。

而在爸妈之外，我对于上海这片土地有多少了解呢？回来半年多，我试图带着游客的心看家乡，我在改造过的苏州河畔跑步，参加城市考古计划的步行活动，在国外网站的档案库里找到民国时期法租界公董局的年度报告……我深深感到过去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是如此的浮于表面，我也开始庆幸曾经离开多年再重新回到这里，让我多了对探索家乡的好奇心。

如果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探索经验用到与爸妈的关系修复上，似乎我又能多几分信心。《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已经成为作家的莱农照顾生病日渐憔悴的母亲的段落非常动人，我读到时就全部抄了下来。莱农的母亲，曾经是莱农最害怕变成的样子，以至于小时候莱农的腿稍有问题她就害怕自己会变成母亲那样的跛腿。面对生病了的母亲，

“我一天天地看到我母亲越来越憔悴衰竭，这让我很心痛。我们走在路上，为了不让自己走丢，她一直都拉着我，就像我小时候拉着她的手一样，她对我的依赖让我很感动。她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惊恐，我能安慰她，照顾她。这让我觉得自豪”，“就是那种日渐脆弱，让她对我逐渐敞开心扉，那是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的”，“她跟我说起了为什么她成了瘸子——她是自己主动说的，没有任何开场白”，“从那以后，她充满怨气一言不发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她毫无禁忌袒露心声的时候越来越多。”

类似的，父亲的离世让埃里蓬“过去未能下决心完成的回归之旅变得切实可行”，他回到家，看望母亲，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修复需要等到她年纪更大更脆弱时，我只希望我还能有更多时间。

A bigger picture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制度一直是影响每个个体离开与回归的选择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否曾经尝试逃离、尝试拒绝，户口本上“农业”与“非农”的区别、身份证号码前六位代表的家乡所在地，都是我们抹不去的烙印，而在这些标签背后，家乡以及童年的回忆永远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神内核，并且在此后的生命中延续。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的作者露丝·贝哈是一位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旅行是她的工作，每次旅行她都会随身携带两件护身符，一根土耳其邪眼手链和一条古巴萨泰里阿教的项链，分别代表了她的犹太血统和古巴血统，只有带上它们，她才能安心旅行。这本回忆的原名是Traveling heavy: a memoir in between journeys（其实翻译成“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是很带译者个人感情色彩的），我想heavy的一部分是源自作者每次上路携带的不仅是代表血统的护身符，更是移民者的身份赋予她的不同视角，就像埃里蓬在《回归故里》里总结的：

“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在现在这个年代，有人离开家乡，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逃离原有的阶级。有人离开家乡，是为了探索更大的世界和另外的自我。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地球的其他角落，移民者（或者更加政治不正确的，称之为“难民”）离开家乡，却是因为非走不可，不然就要挨饿受苦甚至死去。但是他们在新的国家遭受的“他者”待遇以及人性本能对于“融入”的渴望，都给他们移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都是我这期播客没有办法覆盖的内容，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这一点。“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对我来说是这样，但对很多人来说，是迫不得已地到了远方，也永远回不去故乡。

1. 多元交汇

出差去过泉州多次，但行程总是匆匆，所谓景点也只去过一次开元寺和闽台缘博物馆，其余无论是建筑还是自然风景都只是听说，即使都距离我出差时住的酒店不远，也不曾有时间一观。今年五一终于有机会去泉州纯玩一回，最想去看看的就是各类古建筑。

这次特地选了一家鲤城区中心位置的民宿，无论是各庙宇还是小吃，都是步行可达。距离民宿最近的，是清净寺、府文庙、关岳庙，都在同一条路的同一侧，彼此之间相隔仅几百米，却分属伊斯兰教和儒教（孔、关）。再走远些，有泉州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有寄托妈祖崇拜的天后宫（也称顺济宫，宫门前的桥叫顺济桥），还有国内现存唯一一座摩尼教（明教）建筑草庵、各种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但即使是佛教属性最强的开元寺，其大雄宝殿顶部的妙音鸟如鹰翅和火焰翅一般的翅膀造型，追根溯源也同时受到了龟兹艺术和波斯细密画的影响。

泉州，因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位置和宋元以来的贸易交往，而有着“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这里的人似乎也并不执念于任何单一的神，不禁感慨，这座小城的每一座宗教建筑都各有香火和捐助（没有现金也可以扫二维码），那不同的信仰为何就不能共存于全球那么大的地域呢？

2. 步行之乐

得益于住处的便利，这次在泉州三天多的时间里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是双脚。只要注意避开电动车，泉州是很适合步行的城市，中山路、西街整条街都是步行街，其他主干道两侧则多为骑楼建筑，闽南语称“亭仔脚”，即底层沿街的一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颇为相似。因而即使第一天艳阳高照、第二三天大雨小雨不断，我还是可以悠然地行走在大街上，少了些日晒雨淋。

除了主干道以外，由于近期全城都在开展“古城提升改造工程”，小巷子施工多，走起来就没那么方便。所幸这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困扰，穿越各条小巷的过程反而让我多了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各户民居的门楣上经常可见例如“锦绣传芳”、“紫云衍派”、“颖水传芳”等匾额，一开始我只是观察到了这一点，并不太明白，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和当地朋友吃完饭后在路上走，再次看到这些，他就给我科普，这些匾额都是所谓“堂号”，其实就是户主姓氏，“衍派”是姓氏的发源地，而“传芳”、“流芳”则是该姓氏中有过的风范人物，比如陈姓可以是“颍川衍派”，也可以是“颖水传芳”。不过，同一个姓氏，即使在同一个村庄，也可能有不同衍派，比如蔡姓，可能是“济阳衍派”、“莆阳衍派”、“青阳衍派”等。如今虽然已是21世纪20时代，人口流动频繁，但泉州人民还是保留着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一般都会在门楣嵌上堂号。最后一天我在泉州博物馆里也看到了关于堂号的介绍。

再比如，第二天傍晚从住处走到天后宫的路上，我穿过了一条路宽介于小巷和大路之间的柏油路，途经了两户人家。都在办丧事，各自摆了五六张圆桌，主人正在准备菜肴，挺像在上海本地人会办的“流水席”，我小时候常在外婆家所在的村庄见到类似的场景，只不过最近几年很少见了，即使是本地人，现在大家更多会选择到饭店吃一顿，省去前后准备和收拾的过程。这回在泉州倒是连着看到两家，而且主人都穿着我只在电视上才看过的白衣，仪式感颇浓。可见对于生死，泉州人依然视为大事。

3. 蟳埔寻…

在泉州和当地朋友吃饭时，他问我最后一天什么打算，我说想去博物馆看看，他说不如先去江边的蟳埔村。他告诉我，五月四日（我在泉州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生之日，蟳埔村一定很热闹。

在他的推荐之下，最后一天上午我先去了蟳埔村。和惠安女、湄洲女齐名，蟳埔女也是福建三大渔女，头戴簪花，衣着也颇有特色。不过，这些我在去之前都不知道。出租车司机问我，车要停在哪里，我说就蟳埔村附近哪儿都行，我自己走进去。她说，你大概也是要去看蚵壳做成的房子吧。我一脸茫然，赶紧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当地人过去用蚵壳堆积而成的建筑表面，至今还很坚固，已经成了一处景观。司机接着说，她小时候也跟着大人来看过，不觉得有什么好看，她也记不清在哪里了，让我进村以后找人问问。

于是我就下了车进了村。起先我以为村里所有的建筑都以蚵壳为表，到了以后发现目之所及处除了有戴簪花的女人走来走去，其他不管是住宅还是商店都和泉州市区无异。离村口比较近的还有蟳埔女服饰和头饰换装体验，明码标价，一次多少钱多少小时，顿觉无趣。

我又往里走了一段，就在感觉自己既找不到蚵壳建筑也看不到任何和妈祖生日有关的庆祝活动时，我终于看到了蟳埔村居委会的楼，门口贴着一张全村地图，标着“蟳埔女服饰传习所”、“蟳埔民俗文化园”、“蚵壳厝建筑群”、“妈祖宫”的四个地方相隔很近，而且都在我刚才进来的村口。看来，为了方便游客观赏和拍照，蟳埔村已经安排好一切，作为游客的我，只需要顺着这张地图，找回刚才看到的服饰头饰体验店，就能看到刚才被我错过的指路牌，一一走到这些地方。

我上网查了查，“厝”（音同“错”），在闽南话中表示具体的居住地，比如“你们家”就是“恁厝”或“汝厝”，“回家”就是“转厝”或“去厝”，也可以直接指房子，比如这里的“蚵壳厝”、“林路大厝”等。

说回蟳埔，我折回村口，依次找到了地图上提到的几个地方，或者说，几个景点。果不其然，蟳埔民俗文化园内的老旧家具及其陈列方式，极其适合拍照，除了有些不搭调的西式音响播放着英文歌、窗台摆着葡萄酒瓶、桌椅的红漆刷得过于鲜艳、看似随意悬挂的纸袋上竟然写着 “for you”都让人很出戏。我看了会儿，准备掏出手机拍下这让人出戏的场景，这时蟳埔女走进来擦桌子，她一边对我摇头一边作出拜拜的手势，用我没太听懂的话向我表示该去妈祖宫拜拜，这儿没什么好看的。

显然，她们对这个作秀的园子，也挺无语。

走到了妈祖宫，看到蟳埔女在宫门口做着进贡的糯米糕点，当地男子在雨天搭起大棚以免门上挂着的灯笼熄灭，又燃起了炮竹，再看到妈祖宫门上不同的门神都瞪着大眼，这一刻我才有些许的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蟳埔这个渔村。又想起刚才误入村庄深处（是误入么？），看到沿街手工拆蚌壳准备售卖的蟳埔女，想到介绍语里写的“蟳埔女勤劳、美丽，她们挑着海鲜到泉州沿街叫卖”，如果停留在村口，只看到蚵壳厝和民俗文化园，或是换了个头饰拍了张照，顶多也只是参与了一场秀而已。

4. 吃食

泉州当地的朋友常和我说，来一趟泉州，吃不胖都对不起自己。我一直都挺喜欢福建菜，尤其是各类海鲜，之前几次来都被朋友带去吃最新鲜的海鲜。这次来之前，特地找出了企鹅吃喝指南写过的两篇泉州餐厅小吃推荐，在大众点评上收藏，准备一一尝过。

可惜的是，我确实低估了全国人民对于泉州吃食的热情程度，收藏的餐厅如水门国仔面线糊、斯丹姜母鸭、阿秋牛排、爱啊石花膏等在这五一假期都大排长队，尤以爱啊石花膏为甚。这几家离我的住处都不远，第一天的早餐原想留给水门国仔，笃悠悠地走过去发现队伍太长，我又不想因为吃而占据太多看景的时间，于是折回住处对面的曾记面线糊，虽然也要排队，但稍许好些。第一顿自然要学学当地人，加油条和五香卷的标配，结果感觉这碗面线糊里最香的还是香菇和最后加入的些许葱花，这顿早餐就这么平平无奇地过去了。

中午的一餐原本安排的是清净寺旁边的斯丹姜母鸭，同样要排队，但大概是惦念已久，且我早晨在走去清净寺的路上已经看到这家店在热气腾腾地炖着一锅锅姜母鸭，就等着11点准时迎客，当时已馋，因此中午选择了等待。从排队、点餐到吃上鸭子，倒也不到一小时，而早餐不太满足的我，一个人，就把一整锅姜母鸭，几乎吃干净了。旁边一桌的游客也来自上海，用上海话说着“感觉这鸭子还不如我妈做的酱鸭好吃”。斯丹姜母鸭是干的做法，我对这美拉德反应下的干做挺满意的，不过下次有机会，我也想去尝尝另一家湿做的忠记姜母鸭，据说也是排长队呢。

海鲜，自然还是跟着当地的朋友去的一家江边小馆和一家土菜馆两顿，不再细说。以上这些都是我过去就已经知道的泉州吃食，而剩下的，就是我第一次尝试的了。比如泉州的牛排，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西式牛排，这里的牛排都是中式做法，湿，有酱。我的收藏夹里有两家，分别是阿秋牛排和好成财牛排，我特地选了不靠近景点、点评数量少一些的阿秋牛排。当然，人还是多的。所幸，一个人吃饭的好处就在于找空座方便，愿意拼桌就会快许多。不过这边，就和我去的大多数泉州餐馆一样，没有服务和环境，所以根本无所谓拼不拼桌，所有食客都以吃到东西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流水作业下吃到的中式牛排，确实也是美味的。相较而言，上海的不少网红餐厅，高溢价都支付给了服务和环境，如果食物及格，已属难得。

最后说说此行最惊艳的两家，一家是当地朋友推荐的，位于金鱼巷的海丝金凤甜品小吃店，不算是特别火爆的餐厅，但朋友说他平时也会来这边买元宵圆带回去给妈妈吃，我这次尝试的润饼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小吃。饼皮里包着胡萝卜丝、蛋皮丝、豆芽、粉丝、黑糖，我后来查了查润饼就是闽南潮汕地区的“春卷”，馅料多样，而这次我吃到的搭配，只是其中一种，但偏爱卷饼裹一切的我，对它是真心喜欢。

另一家是在泉州吃的最后一顿正餐，店名叫“蟳埔特色小吃”，特别直白，我退完房走过去也就不到10分钟。只有四五张桌子，没有排队。可选的品种不多，我就挑了最有名的几道，红膏蟹饭蚵仔煎加一份生菜，菜上得很快，等我吃上时，店里已经没有除了我以外的顾客。三道加起来不到40元，竟成了回味最久的一顿。蚵仔煎与我过去吃的都不一样，没有蛋，只有蛤蜊、韭菜和蒜苗，红膏蟹饭盛在小小的木桶里，红膏蟹不少，并非只有顶部一层，还有香葱和其他小海鲜提味，配上咸饭和生菜，我竟把米饭也全部吃完了。回到上海以后，我开始找类似的焖饭，结果只找得到葱烧红膏蟹，却没有搭配米饭的做法。这样的饭，看似简单，实则配料不少，很难自己做，我要想吃，大概只能再去现场了吧。

5. 木偶戏

这次来泉州前做了些功课，准备好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下午去泉州木偶剧团专门买票看一场木偶戏演出。结果在天后宫里，正好赶上公益的木偶演出，于是就看了会儿。虽然有各种小孩吵吵闹闹，甚至直接双手扒着舞台边缘，但不影响演员们的专业表演。说是演员，其实是在幕布后操持着提线木偶的他们，不过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服装造型各异的木偶，但我也留心到，提着木偶的他们，除了又说又唱以外，眼神和表情也在随着木偶的变化而变化。这，当然和迟早更新主播任宁的观感一样，只不过亲眼见到时，还是感到颇为有趣。

只可惜，我不懂闽南话，演员们的唱词我大都无法理解，加上小孩实在吵闹，我没有看太久就离开了。

6. 山间泡茶

同样也是行前功课之一，我重听了壁下观几年前聊泉州的一期播客，主播竹子推荐一定要在清源山的南台岩俯瞰泉州全城。于是，这次我坐了当地朋友的车，直接到了南台岩，虽然天气晴好，但能见度并不太高，模糊之中，基本只能辨认出陆地与水流的区别，因而也就只能看到晋江、西湖分别位于何处。极目远眺，加深了一重泉州并不大的印象。当地人说的小泉州，大概只有丰泽鲤城两区，顶多加上洛江，其余县市比如我出差去过多次的南安水头石狮等，对他们来说，都属于较远的地方了。

清源山是泉州最大的山，石刻非常有名的九日山其实也是清源山脉的一部分。而当地人日常会去的，大都是小泉州的清源山。山顶是电视塔，一般不会走到那个高度。当地人免票，可以每周都来走走看看，走累了在山上的各个高度都有可歇脚的小吃店、茶馆、餐厅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南台岩附近的大杂烩，它在大众点评上也有一席之地，名字叫做“南台岩休闲庄”，只不过现场没有那么明显的标识，南台岩附近你能看到的摆满桌椅的露天场所就是它了，这里既有泡茶喝茶所需的器具，又有各种小吃水果点心蔬菜售卖，是可以解决一顿正餐的好去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把喝茶喝成大排档感觉的地方，不过商家提供炉头挡风板，两块圆片可在煮茶的小壶周围围成一圈，以防山上风太大熄灭了火苗。在这里喝茶，既有如大排档一般的普及感，又有如此贴心的小工具，可见茶对于泉州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了。

7. 泉州的咖啡馆和书店

虽然福建盛行茶文化，但爱逛咖啡馆的我这次还是去了泉州最有名的巴浪鱼咖啡馆，原本仅是出于打卡的心态，结果连着三个下午都去坐了会儿，这自然是有原因的。巴浪鱼，也叫刺巴鱼，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沿岸的东海鱼种。巴浪鱼咖啡馆创立于2017年，位于承天巷赤子空间的二楼，离我住的民宿走路不到10分钟，虽然附近在改造施工，但不影响这家店每天爆满的客流。和上海的沿街咖啡小馆比起来，这家的面积绝不算小，依然有些无法承载五一假期巨大的点单量，由于没有号码牌，咖啡师需要记下每位顾客点完单后落座的位置，既要做咖啡和蛋糕、点单，还要收拾桌面、指引顾客找座位，且有楼上楼下两层，工作量真是不小。

店里有一些融合了泉州特色的咖啡，比如石花膏拿铁，许多人都点了，但我对于这类创意品种一直持保留态度，所以还是选择了常规的手冲，三天分别尝试了肯尼亚、埃塞、西摩尔三款，都是同一位咖啡师冲的，品质基本稳定。但除了咖啡以外，这家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选书。店里有不少杂志和书，还陈列了很多光碟。不夸张地说，这家店摆放的书是我去过的国内咖啡馆里选书质量最高的。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午后或是烈日炎炎或是雨下不停的缘故，我会连着去三天，并且读完了店里摆的采访山本耀司的杂志、单读《走出孤岛》那期以及伍尔夫《到灯塔去》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第三天我在读《走出孤岛》里“萨拉热窝无消息”那篇长文时，坐我旁边的两位姑娘在讨论她们手中拿着的《夜晚的潜水艇》。店里的位置摆放是很紧凑的，我不免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忍不住插了一句，我也很喜欢这本小说集，尤其是较靠后的“红楼梦弥撒”和“音乐家”两篇。姑娘对我笑了笑，我们就各自埋头继续读书了。这让我想起在泉州的第二天，我去开元寺附近泉州排名第一的书店“芥子书屋”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陈列在门口的《夜晚的潜水艇》。想来也是，毕竟作者陈春成现在就生活在泉州，而且这又是去年豆瓣排名第一的中国文学（小说类）作品，自然很适合作为书店的推荐。我看了下这家书店里的其他书，一般，还不如巴浪鱼咖啡馆，而且摆放得比较混乱，再加上一些做旧的杂物，其实就只是个适合拍照的地方，和我想象中的书店相去甚远。但是，我到的时候已经走累了，又正好有《夜晚的潜水艇》，于是就找了店里的小板凳坐下，重读了其中几篇，依然喜欢。

要离开泉州前，我再次想起了《夜晚的潜水艇》。爬过了福建的一些山，去过了泉州的一些庙、寺、宫、观，才稍稍理解了，为何生于宁德现居泉州的陈春成能写出这样荒芜缥缈又有些奇幻的小说。

8. 泉州之旅竟然去了三次星巴克？

万万没想到，在这样一座吃食如此丰富的城市，我竟然去了回星巴克。在泉州的第二天，我查了天气预报，只看到下午要下雨，我想着反正中午会回去歇歇，所以早上出门为了减轻包的重量就没有带伞，结果在走去承天寺的路上就突然下雨了。而路边不远处就是一家星巴克，当时我还没吃早饭，本来想在承天寺附近随便吃些，现在正好借躲雨的机会在星巴克解决一顿早餐。星巴克在喝茶更多的泉州很难遍地开花，这家店里也没什么人。我看到了橱窗里的牛肉菠菜卷，过去我在星巴克的最爱是牛肉鲜蔬卷，如要在星巴克解决正餐，我一定会选它。而牛肉菠菜卷却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就试了试。我一向都知道国内外的星巴克菜单不完全一样，但却不知国内也有区别。出乎意料的，牛肉菠菜卷很好吃。牛肉鲜蔬卷里除了牛肉是彩椒和海鲜菇，而牛肉菠菜卷里除了牛肉则是菠菜炒蛋和南瓜。咬着菠菜配炒蛋的我随手查了查，相关信息并不多，似乎在北京和江浙沪的门店，牛肉卷都是鲜蔬款，而其他地方就可能会有菠菜款。啃完这个卷，屋外雨也快停了，这可真是这次躲雨的意外收获。

除了这回，为了省钱，我往返泉州的航班都是晚间，五月一日和五月四日，且是春秋航空，因此来回都从虹桥机场T1走。我平时出差很少去这个航站楼，无论是出发还是到达，这里的餐厅和便利店都很少，到达层有一家小小的星巴克，往返的两顿晚餐，我都在这家店里解决了。巧合的是，两天接待我的店员是同一位。去的时候，我和他说，航班晚点了，前序还在石家庄没起飞呢。回来的时候，他问我，你这是回来还是又要走啊。我说回来啦回来啦，正好晚餐时点，就在你这儿解决了再回家。这次离开前，我们互道下次再见。于是，以星巴克为起点的旅程也以它为终点结束，一来一回，与这“循环泉州”的标题很是呼应了。

上周因为出差去（回？）了一趟北京，两天的同一班航班往返，地面逗留时间加起来没超过24小时。落地的那晚和两个朋友吃饭，本来吃完想一起逛逛，可惜那天他俩都重感冒，于是我就一个人从他们住的东单骑车顺着以前常走的朝阳门外大街回到了以前住的呼家楼，然后下了车，又从呼家楼一路走回国贸我住的酒店。在北京的最后两年里，这段路我走了无数次，全程不超过20分钟。比起三里屯街区，尤其是人流最多的三里屯南区，我更喜欢这段路，依次经过以前住的那栋没有小区但离地铁站只有30秒步行距离的楼、朝外SOHO、新城国际、世贸天阶、国贸商城……因写字楼多于住宅区，这段路在上下班高峰总是人流攒动，且大都步履匆匆。相较之下，工作日的深夜和周末，路上就安静许多。

这次我走在这段路上，大约是晚上10点多了，时有刚下班或是刚吃完饭的男男女女走过。4月的北京，早晚温差不小，虽然白天我的风衣装束让我热得冒汗，但到了深夜还是有些凉意。距离上次离开，其实也就过了五个月而已，除了国贸商城沿街段新开了一家shake shack以外，变了的只有我自己：除了大学报到以外，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住酒店；因为新公司的出差报销政策全然不同以往，这也是我过去少有的坐首都机场线而不是首约叫车从T3经过机场高速或者机场二高回家的经历；客户开会的地方离以前的公司不远，我从国贸坐1号线，听着熟悉的“列车按最大通风量不间断进行通风换气，请您自觉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健康防护”，虽然这段话还是伴随着我翻阅kindle，但这次我错开了上班高峰，在西单站也没有下车，而是继续往西。

时间太过匆忙，来不及一一约过，还不如避免让太多人知道，省去时间凑不上的尴尬和复杂社交。而且，我也想留一些时间独自一人，如那晚的骑行和散步一样，感受重叠的路和不复从前的心。

上周我出差，晚上在酒店突然收到至少十年没联系的初中同学发来的微信，说我QQ被盗号了，本来我没太放在心上，毕竟我可能也有五六年没用过QQ了，连手机APP都没有。我就礼貌性地回复了一句谢谢同学的提醒。然后他说盗我号的人到处发的不是转账骗钱之类的话，而是淫秽词句，他觉得可能影响不好，所以来告诉我一声。他还截了个图给我看。我再次感谢他，又想到了信息安全隐患，但我那几天实在太忙，没有心情处理这事，就暂时搁置了。直到周末，终于空下来，就开始研究怎么把QQ账号找回来。账号绑定的手机号已经被改，我只能通过QQ安全中心申诉。除了身份证信息和人脸识别以外，我需要输入我用过的密码，并邀请我的2个QQ好友帮我验证。正好那天又有研究生同学来提醒我QQ被盗，于是我就输入了我妈和这个同学的信息，请求他们帮我验证。全部填完提交，一小时以后，我收到了反馈短信“抱歉，QQ5*1证据不足未通过申诉，建议您补充更多资料重试”。

但事实上，我已经填满了所有空，没有多余的空间让我填写更多好友或者更多资料，甚至即使更荒谬一些，系统让我回忆我的历史QQ签名，说不定我也能想起来只言片语。然而并没有这些选项，我只能怀疑系统默认的验证好友得是互动比较频繁的，而中学时QQ交流最多的朋友现在似乎都很少联系了，我也不愿意为了这事打扰他们。顺便说一句，QQ和微信虽然都是腾讯的，但它们的后台是分开的，所以我也无法通过微信曲线救国把QQ账号找回来。我只能感慨，QQ曾经是我们这代人高频使用的软件，它记录了我多年的历史，它的数据库里甚至有许多我自己都已经淡忘的过去，但我此刻真的不知道如何让已经掌握了我那么多信息的它确认，我是我。

还是在上周，出差回到家的晚上，我照例打开手机上的公司邮箱查收邮件。突然客户端就卡住了，我以为是家里的网断了，但电脑开浏览器可以正常运行。我退出客户端重新登了一次，发现收件箱里躺了300多封未读邮件，发件人我都不认识，但都是针对同一封邮件的答复。费劲地滑到最下面，我才看到始作俑者是某位新入职员工开通某IT系统权限需求的操作失误，本来应该直接走OA签报，结果错发了邮件，并且收件人是整个集团全体员工都能收到的公共邮箱。我在的集团子公司分公司一大堆，分布全球的全体员工加起来可能有近百万。而在这近百万的收件人中，有这300多人通过邮件答复了这位新员工，并且选择的是“全部答复”，于是全体员工都能继续收到这些答复邮件。我随便点开了几封，有的是在提醒新员工做法错误并告知应该如何操作，有的是在提醒全体员工别再“全部答复”，有的表示愤怒，有的说正准备关机以为自己电脑坏了，还有的纯粹是在感慨深夜加班的人不少等等……逐步往上滑，看到的就是更晚近的回复，也和开通IT系统权限的事关系越小，几乎成了一场邮件狂欢。为免之后找不到和我自己有关的正经邮件，我没有把未读邮件都看完就全选删除了。但我也突然想到，屏幕背后在敲击键盘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无论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全部答复”的做法影响面过大，值得商榷，但在面对机器工作了一整天的间隙通过一封邮件抒怀，也并非不可理解。

细想一下，这两件事都有些赛博朋克的魔幻意味，和机器、算法、信息系统密切接触的我们，为何只能对着屏幕隔空喊话，试图证明我是我自己？如果这次我真的找不回曾用过多年的QQ，我的数字遗产就又少了一些，但就像离职时公司邮箱全部清空一样，能删除的都是历史记录，会留下的还是那些真实可感的回忆、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

昨天法语课课间休息期间，收到一条微信，lisa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八月未央。我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豆瓣上搜了下，是刚上的电影，同名小说改编，虽然才上映一天，但已有评分。我又看了下剧情，想起自己中学时也曾读过当时还不是庆山的安妮宝贝写的小说散文之类，完全没有想进影院看的兴趣，就回了lisa一句“不要”。

到了晚上，我锻炼回来刚做完饭，lisa的微信又来了，依然还是问我明天要不要一起看这部电影，我是我真的兴趣不大，我坚持“看5分以下的片子是一种浪费”的原则，她说她想怀念青春，我给她发了个normal people的链接，她又说她是想看青春时读过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我说那我宁愿看同样是安妮宝贝小说改编的七月与安生。可能“宁愿”二字我使用有误，导致她以为我在批评七月与安生，就说那是很有名的电影、双影后之类，我说所以我很喜欢呀，她没有再回复。

从昨天拒绝她到现在，我一直在想这件事。lisa是我关系很近的朋友，尤其是我回上海以后，像她这样同样有在北京上学工作经历、聊天中常感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性格差异挺大，她是很典型的E，我是很典型的I，她通过与外界交往互动汲取能量，而我更偏好一个人呆着，太多的社交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消耗，但我们总是能在相处中找到平衡点，又有过一起在陌生国度长途旅行全程只有对方、互相照应的经历，所以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

单说昨天这件事，显然我们俩只是对一部两个人都没看过的电影的偏好出现了分歧，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我和她的关系更不可能因为这一件小事而有多大的变化。而我为什么现在会写它，是我想说说这段对话背后的一些情绪。

我和她最近的交流一直围绕着焦虑的话题，虽然我们都出生在一二线城市，不算是字面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但或许我们都算得上广义的“东亚做题家”，成长在同侪竞争激烈的东亚社会，从小就在家人的指导（可能是强制）下规划人生，又都挺擅长考试，所以进入了国内TOP2，实习工作也都在big name，看起来延续着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的生活状态。事实上我们生活圈中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类似的道路类似的状态，完美主义、追求极致的个性帮助我们收获了不少，但同时也把我们带入了永不满足、停不下来的焦虑中。于我自身而言，我比她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早一些，18年我遭遇了现在被我视为存在主义危机的时期，回看当时的我，在和咨询师的交流中反复触及这个话题，从那以后我开始调节，放慢脚步，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舒适的状态，一开始并不是那么习惯，现在也依然会因为懒惰、无所事事、一段时间内没有进步而焦虑。而最近，她老公裸辞以后一直在家，虽然他们的家境和她自己的工资完全可以支撑他们两人的物质生活，但她反复和我提起她对于呆废了的恐惧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他俩的争吵。她说现在她的每次出差对她来说反而成了解脱，所以她最近约我见面的频率明显高了许多，才会有昨天这样的多番邀请。

而我，还在探究这件小事的原因，则是想到了，我有多么不擅长拒绝别人。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都不喜欢冲突，为了达成peace的状态，我习惯于讨好和妥协。对此，我时常感到自卑又无奈，尤其碰到我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时，我就一边质疑自己为何如此，一边憋屈地继续。相反，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被迫接受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所以我也很少主动邀请别人，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想要改变，所以今年年初的to-do list里我列了一条无法定量有些抽象的“学会拒绝学会放弃”。昨天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次拒绝之一，而我依然在此纠结，为自己虽然拒绝了朋友但却似乎不够体恤朋友最近不佳的状态而责怪自己。

我和她从昨晚到现在还没有过交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over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写这些能治愈什么，或许我最想说的就是一句标题吧。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吃早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能量摄入的生存需求，否则我们每餐饭只需要按照蛋白质：蔬果纤维：碳水=1:2:1的健康比例和基于基础代谢和运动代谢的数据测算安排好就好了。循着有些参考价值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存需求往上有社交需求，除去一人食的情况，每一餐饭都是和同桌人增加了解的过程。在我供职的上一家公司，每天在食堂里吃饭时我都能和不同的同事交流沟通，功利地来看，显然这对于我推进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在商业课程里常说的“informal relationship”对推进企业发展的作用之一），但更多的，每天简单的半小时聊天，让我了解到了许多和我不一样的人群的生活状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与他人连接的需要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相反，现在的公司没有食堂，我的午餐基本都是外出自己解决，少了这个看似并非可以安排的机会，导致我目前和同事很少有公事以外的交集了。

但是，除了社交需求以外，每餐饭和食用量的选择和当天的心情也很有关联。即使是对我来说最常见的一人食，有时我会忍不住吃很多，有时几口就已有饱腹感。我读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人在孤独的时候会吃更多。远的不说，去年12月，我刚离开北京搬回上海工作生活的时候，新公司同事不熟悉，工作也还没有完全上手，有好多个白天我都无事可干，再加上我在上海的朋友没有北京那么多，而且我选择了一个人居住，不经常回妈妈家。前半个月里，很明显的，我对于高热量食物的需求倍增，当然这里也有上海美食太多的因素，但对比近一个月，我感到自己的胃口慢慢恢复了正常，无论是自己做饭还是外食选择，都没有那么强烈的重口味偏好了，这和我工作生活上的状态调整也是基本同步的。除了孤独，忙碌、压力大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往深里探究一层，我想到了自己吃代餐的经历。吃代餐是很多人为了减肥的节食方式，但我很清楚这种方式只会让我陷入代餐节食后暴饮暴食的不良循环，所以我几次代餐的情况都是由于当时不太饿但又需要补充一些能量，或者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或出门觅食但又不喜欢点外卖（关于外卖的一些想法）。为了满足我对于蔬菜和蛋白质的需求，我选择了若饭这款看起来配比均衡的代餐。我吃过它的两种版本，粉末冲泡版和液体版。它们的口感都和豆浆相似，但是粉末版需要自己按照计算出来的食用量来冲泡，而我每次都无法让它完全溶解，再加上液体版比较方便携带，我自己更偏好液体版。之所以解释一下两种版本的区别，是因为我看过若饭创始人在公众号上写的他基本以若饭为食物来源的感受，而我发现我不行，究其原因，除了刚才已经提到过的需求类型以外，对比之下其实是液体版代餐无法带给我食物的咀嚼感，当然粉末冲泡以后的代餐本质上也是液体，只是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浓稠度而已，所以同样无法带来咀嚼感。那么，为什么咀嚼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呢？

我首先想到了精神分析领域的人格发展五时期理论，婴儿时期人的吸吮动作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也是释放力比多获得快感的唯一方式。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口唇期人格是这一阶段没有很好释放力比多导致的，而这背后，又有着婴儿与母亲依恋又分离的相互撕扯。不过，单单这样分析，似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对于咀嚼的渴望是口唇期发育不够健全或是有过创伤导致的。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发展起来，他的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体观察和理论的分析归纳，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而从现代实证科学角度来看，对于咀嚼的需求是远比口唇期发展不健全更为普遍的现象。研究发现，嚼口香糖可以有效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stress hormone cortisol）分泌，从而缓解生理压力和心理压力，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压力大时食欲更旺盛的科学原因，或者更直观的理解，即咀嚼（可以是口香糖、槟榔、甚至烟草等任何东西），让嘴巴有事可做，从而缓解心烦意乱的情绪。此类相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以上关于我们究竟为何而吃的罗列已涵盖生存需求、社交需求、情感/心理需求、咀嚼需求等。但除去这些，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有两个方面被强化了。一方面，食物作为我们消费的商品之一，本身带着消费品的符号意义。物以稀为贵，古代把摄入更难得到的糖作为上层阶级的象征。而当代，食物的消费主义意义进一步被商家利用和强化。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定义消费主义，那就是 you are what you …（这里可填入wear, eat, drink, consume, buy等一系列与消费有关的动词），自然，you are what you eat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吃下去的每一样东西，尤其是在被观看的外食场景下，在哪儿吃、吃什么，和我们的服装一样，都成了身份地位的某种象征。另一方面，与基督教社会禁欲的价值观相比，消费社会更鼓励对欲望的及时满足和最大化满足，即在当代，前文提到的每一种需求和欲望与食物的反馈关系都得到了加强。

这两点在我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首先是食物的符号意义，不得不承认，在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中，人们对于所食之物体现的阶级身份财富地位并没有其他几个维度的象征意义那么看重，这或许是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我们能吃到的食物在价格上的区分度没有其他几样那么高。但除了价格之外，我们在选择吃什么的时候，是否还有个人生活态度和信念的考量？这就不得不提一些通常被视为“中产阶级消费观”的理念，比如关注食物种植生产加工链条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可持续性、在劳工待遇方面的公平性（公平贸易原则）等，于是就有了更少碳排放的素食和植物蛋白代替肉类蛋白的产品、直接从咖啡种植庄园采购从而避开中间高利环节的咖啡等等。当下在国内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基于前一逻辑的创业品牌如各种燕麦奶和素食，但后者相对还比较少，而且有趣的是，从这些赛道的投资人的反馈来看，目前国内的消费者如果选择此类商品，更看重的是“少糖”、“健康”等元素，而非减少碳排放、更环保等，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阿姆斯特丹买到的燕麦奶包装盒上写的是“降低了多少多少碳排放”，而国内创业的燕麦奶品牌宣传语更多是低糖低脂等。对健康饮食的关注总是好的，虽然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我们会到达环保意识和公平意识出发的食物消费选择，但我相信这一定会是未来的演变方向。

现代社会对于食物选择的第二个影响在于鼓励欲望的满足。“对自己更好一点”、“早享受早好”等类似的说辞反复在商家标语中出现，食物也是，“如果你想吃，何不现在就去”，当我某天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这句话也会闪现在我脑海里。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当我去异地旅行时。心里总跟自己说，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来了，“那想吃就赶紧去吃吧”。甚至刚回到上海时，面对琳琅满目的餐厅，我都有着类似的想法，直到某一刻，我突然理智地对自己说，不用急啊，反正我不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反正这些店一直在那里，我才放缓了自己挨个探店试吃的脚步。然后，我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不用急，它会一直在那里”，这句话很适合作为我被任何消费主义导向的话语裹挟时扪心自问的话。包括食物在内的任何一件商品都不会好到真正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如果是这样，商家在淘汰这件商品之后要卖什么呢），所以如果过了一阵，稍稍理性的我还愿意，那就可以在它还在那里的某个时刻去买去吃，而即使它真的以后不在那里了，我错过了，也没那么可惜，反正商家的下一个替代品一定会马上推出，并且再次让我相信它比之前的更好。这大概，是小小的我，对于消费社会的一点抵抗吧。

想到这里，我不禁也有些失落，在这个物质已接近极大丰富的时代，是否真的已没有任何一件有形之物，能让我有“错过就真的不再来”的遗憾？和老一辈人有过的匮乏感和对物品的珍惜之情相比，现在这样，是否真的更加幸福了？

十年来，我第一次没有赶春运，但不是因为回不去，而是因为我已经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往年的上海过年时像个空城，尤其是前四天，除了像南京路步行街这样常年布满游客的地方，其他街道弄堂都空空的，走在路上听到的也大都是熟悉的上海话。加上上海的冬天常常是阴阴的天气，即使是武康路安福路这样的网红路看起来也挺萧瑟。

今年的春节大概会是上海这座城市人最多的一年，当然，北京也是。听到北京的朋友和我说最新的政策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还没回来，今年大概率是要和许许多多人一样第一次在外过年了。早就习惯过年冷清的我，其实对此，有些期待。

最近在看《戏剧新生活》，好喜欢赵晓苏满口的北京话。不知为何，这几天网易云音乐给我随机播放的歌单里出现了三四次Beyond的海阔天空。上周六晚上，我从健身房走回家的路上耳边就响起了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在北京的最后几个月里骑车穿越长安街的夜晚。这里有个故事，北京有个街头乐队叫“长安街F4”，据说因为最早是在国贸和建外交界处表演，所以取的这个名字，不过我倒是在当时住的呼家楼附近才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表演，而那一次，他们唱得就是海阔天空。京广桥的路口，红绿灯时间很长，正好够我听完大半。因为觉得好听，所以我在现场站了挺久，然后他们就鼓动我也上去唱两首，神奇的是，我真的上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陌生人面前唱歌，这次有趣的经历我印象很深，导致我至今听到海阔天空，都能想起他们，顺带着，想起北京。

为什么即使现在回到了家乡，还是怀着异乡人的心情呢？

按照今年的写作计划，最近有时间时就在整理以前写的一些东西，翻出了离开北京前，写给文化土豆以“离别”为主题的土豆小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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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0年10月23日，我在北京已经10年又48天，2020年11月16日，我的房子租约到期，我就要离开这座呆了3701天的城市，回到家乡上海了。

许久没收到文化土豆的会员通讯，几乎快要忘掉土豆小报的存在，结果这次看到的主题是“离别”，感觉太契合当下自己的状态。感谢土豆小报，我当然也想过要为这特殊的时刻记录一些什么，但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如此应景的主题，我可能会在懒惰和打包的忙碌中就把这个记录的机会放过了。

十年前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是为了上学，六年的本科和硕士时光在中关村、五道口度过，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学生生涯的生活圈大小、密度、复杂程度相对于工作以后是很低的，在那六年里，北京对我来说几乎就等同于海淀，甚至可以说是等同于西、北三四环，当然这也和我当时对看起来又脏又乱又土的北京毫无探索的兴趣有关。上海高考填志愿是5月，也就是考前，我常说我前几位都填北京的学校主要是被高中三篇语文课文吸引的，郁达夫“故都的秋”、老舍“想北平”、汪曾祺“胡同文化”，当时觉得北京真是一座遥远而又充满历史和意境的城市啊，于是年轻、理想主义的我就这么被象征着自由的远方北京吸引，来到了这里。当然，我很快就发现，就像没有了“老上海滩”一样，“老北京城”也几乎已销声匿迹了，城市与城市越发雷同，我在这里很难找到书里、影视剧里的北京模样。

即便如此，当我离开并不太满意的中关村本科，进入向往已久的五道口硕士生活后，我慢慢开始发现北京（或者说五道口）的可爱。更大的校园、更好吃的食堂、更丰富的活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出门左拐三联、右拐万圣书园和豆瓣书店的绝佳位置。

不过直到开始工作，我才开始更多探索海淀以外的北京。公司所在的西单和金融街、住过的广安门、石景山、呼家楼，还有常去的几个咖啡厅所在的胡同、上法语课的工体周边、几个有意思的博物馆周边、聚集了我爱吃的日料和地中海菜系餐厅的麦子店和使馆区、东二环至东四环的每家supermonkey的周边……太多太多了，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对这座城市有多爱，但这密集的四年半，足够让我对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无比熟悉，而离开熟悉的地方，总是一种melancholy，即使要去往的是理应更熟悉但其实早已无比陌生的家乡上海。

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城市的变动，其实我舍不得的何止是北京这座城市，十多年积累的朋友，那种在市场买菜也能碰到朋友的亲切感、在熟悉的咖啡厅里存了豆子的安心、在电梯里迎面撞上同租一楼的老同学聊上几句…这些，大概就是项飚老师提出的、时下很火的“附近”的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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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0年11月15日，忙活了几个整天，终于把行李全部打包寄走，算上外壳包装，一共386公斤。快递员和我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都震惊了。虽然知道自己纸质书比较多，即使是在多抓鱼上卖了一些，剩下的还是舍不得，但确实没想到能有那么重。不过再想想，386公斤，近20个大大小小的箱子，似乎又对得起这十年光阴累积。

饭局从10月开始变多，过敏体质已吃得湿疹，怕自己用力过猛，又怕自己来不及见许多可能不会再见的人。和很多人说来上海找我玩，说这话的同时心里明知很可能以后不会再见。一段段或近或远的关系，总还是想有个正式的告别，怕留下遗憾。昨天和咨询师聊到这一段，她问我，有哪个特定的人让我害怕遗憾么？我当时愣住了，一时想不起谁，但结束咨询回家继续打包的过程中，我脑海里蹦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名，有最近已经见过的，也有时间凑不上的。一个好朋友在咖啡厅里见我时流泪，另一个朋友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玩偶送给了我……想起来还是感到很幸运，这十年的时间里有过TA们的出现和陪伴，交汇后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

除了这座城市和这群朋友，离开，对我来说，还有一重告别，就是与成年以后自己独立构筑的生活的告别。回去，虽然不再住在爸妈家里，依然还是要面对地理位置近了许多的亲人。说实话，我有一些害怕。中国太大了，两座城市文化的差异，以及两边人群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reverse culture shock，但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来自父母家人的“忠告”压力。

Anyway，我还年轻，换个环境，换个圈子，带着北京十年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开启对新的“附近”的探索，此刻心中的期待还是多过忐忑的。想到去年夏天主播益康糯米也离开了北京，我又把那期会员通讯搜出来读了一遍，对比主播的一个旅行箱，我的“身外物”可真是太沉了，舍不掉，索性通通带走。

最后附上最近一个月漫步北京时拍的照片，都是“故都的秋”了：

（是的我承认我很喜欢树…）

我一直都不喜欢点外卖吃。在只讨论一人食且不在家做饭的情况下，仅比较出门堂食和点外卖，哪怕是同一家店，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选择出门。

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走路，外卖能配送的店通常离家不会太远，骑车或者走路就能到达。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沿途的每一段风景都是我不愿错过的。我总觉得，在地面上活动（而非地下铁穿梭），是认识一座城市、一个社区最好的方式。出门觅食，是我构筑我的“附近”的途径之一。但只是走走停停，显然还不够。我不热衷打卡各家餐厅，如果找到了几家喜欢的，我会经常去，吃遍菜单上的每个选项后还可以重复地吃。正是因为常去，我总是能和这些餐厅的老板、服务员或是和我一样一个人去的常客混个脸熟，时间长了我们也会聊聊天，聊得舒服了还能成为朋友。比如在北京时，我常去王府中环的seesaw咖啡厅，一呆就是呆很久，其中一位咖啡师后来成了seesaw在北京第三家店的店长，这家在三里屯的店离我家更近了，于是我去得更加频繁，每次上新豆子，店长都会给我留一些，就连我的书签，都是店里每种单品豆的介绍卡。尤其是在去年上半年疫情期间，那里成了我的居家办公场所，虽然那段时间我和同事朋友的交流少了许多，加上每天都在关注这里那里的新增和风险等级，但和咖啡师忙碌间隙的闲聊，都让我紧张抑郁的心情放松不少。从一开始向他们请教与咖啡有关的知识，到后来慢慢了解咖啡厅的运营、食品的选择和储存、新产品的营销，然后就聊到很多个人生活方面的小事。于是在咖啡师和顾客的关系之外，我和几个咖啡师成了不错的朋友。去年年底我离开北京前，店长离职了，他在朋友的资金支持下，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虽然地理位置偏远许多，但毕竟自主权更大了。新店开业没多久时，我去过一次。在台前看着他冲咖啡，我们聊起了认识两年多来各自的变化。我调侃他，他从店员到店长，成长成了为自己打工的创业者的这一过程，我是忠实的见证者，他笑笑，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类似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有了不少现在已成朋友的新关系，虽然我与他们的互动不见得有多么频繁，但能和完全不同于我所在的经管领域的人相识，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些，显然都不是在家坐等越来越像工具人的外卖配送员敲门送上菜品能带给我的体验。

除了探索附近，与不同的人建立连接以外，我也希望通过到店堂食的选择，支持我所在的社区商业。这就不得不提近三年来在法语课堂上反复触及的关于社区经济的话题了。第一次读到时我还觉得挺新鲜，法国人非常看重对自己生活社区（quartier）的小商业(des petites commerces)的支持，其中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法国的大商场不多，尤其是在巴黎以外的城市就更少，且大商场并非国内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概念。当地的餐厅主要还是沿街而开，其中还有许多餐厅采购的食材都由周边社区种植，因此顾客对于餐厅的选择本身就是在通过消费支持当地小商业，从而支持相关上游产业。与美国大型连锁工业化生产制作的食物相比，法国人（或者说教材反映出的法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更看重天然食材和手工制作，更尊重食物生产者和制作者的劳动。国内，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一些类似经营理念的餐厅，从价格上可能会因为成本更高因而更贵，但适当地选择去这些餐厅堂食，增加它们的人气，让它们能一直留驻在我所在的社区，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回到吃这件事本身，就不得不提我对于刚出锅的食物的执念了。如果在冬夜，一份热气腾腾的菜肴端到桌前，就显得更加重要。甚至，在北京我常去的moka bros三里屯店里，我喜欢坐在公开厨房的旁边，这里通常不是两人或以上顾客的优选项，却正好适合一人食的我，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用来聊天，而且闻着厨师准备菜品过程中散发出的各种香料味和少许的油烟味（这是家偏轻食和简单西式的餐厅，所以不会有大油烟味），我总会泛起一阵阵幸福感。相比之下，外卖的食品被放在了塑料盒或者纸盒里，无论有没有保温包装，一定都不如现场吃到的那样。

进一步的，要想尽量保证食物被送达时的温度、造型和口味，它大概率会被过度包装，而这造成的塑料污染，是巨大的。岔开一句，我觉得疫情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中有一点现在可能被低估，即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大家都更偏好一次性餐具了。虽然近年来外卖平台的商家已纷纷推出餐具有偿购买的选项，但疫情显然让大家增加了对塑料或木质一次性餐具的依赖。我相信，也可以理解，不少顾客在拿到外卖食物时，如果发现有漏汤之类的情况，一定是会感到不满意的。“包装很好，一点都没漏”、“包装太简单，送到了都凉了，差评”的评价在外卖平台上也并不少见。这样造成的长期后果，在我没有亲眼见过堆满塑料的山头和垃圾厂之前，我的体会还没有那么深，而当我了解到后续的垃圾处理过程有多么复杂但收效依然甚微以后，我就更加警惕点外卖这件事了。与此相比，如果有时间，走路去到附近的餐厅，吃一份新鲜准备好的、盛放在商家挑选过的餐具上的菜肴，和商家聊聊天，何乐而不为呢？